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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丁直璜认为,为官一方者不可灰心丧气,要洁身自好,有所作为,他曾对属下说:“且丰草蔽谷,幽兰自芳;举世混沌,清士乃见”,“藉此官势,作德于民”。对于做官的目的,丁直璜崇尚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和孟子的“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希望自己能够“出其所学,以救敝而起衰”,因为“贤人进,则民生遂”,他认为,只要有了好官清官,黎民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做官当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即培养国脉。得民心乐,民气和则不乱,而国家于以平康,此即报国也。……务须时时体察此言,立心照办。不使一事不可对民,一念不可对民。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我自尽其心,而百姓爱戴不忘……”他时常告诫自己要“刻苦做好官,行好事”。

丁直璜告诫自己要“刻苦做好官”,他自己也的确这么做了,可是,他的“刻苦”,对老百姓来说,并非福音。

丁直璜生处江河日下、国势颓微的时代,而对“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的黑暗现实,作为一个封疆大臣,能出污泥而不染,“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清正廉洁,其为官之道凝聚着儒家的“保民”、“养民”、“教民”的光辉思想,可以说是其思想可贵之处,但落到具体的实处上,却是面目全非了。

因他心目中的那套理论,在现在已经根本不具备任何的可操作性!

在丁直璜的理论中,官员是为朝廷和百姓服务的。他们心里头应该首先装着百姓,然后才装着自己。儒家经书上是这么教导的,但是作为整体,官员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心里头首先装着自己,如果还有富余地方,那就顺便再装点百姓。如果太挤那就算了。这不是哪一个人两个人的道德问题,这是普遍的人性。

被宋明理学阉割过的儒学理论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极富吸引力的远景理想。对社会来说,只要人人都遵守圣人的教化,这个社会就会井井有条,臻于大同。对个人来说,如果你刻苦自砺,就会达到“圣人”的境界。但丁直璜们不会知道的是,圣人的“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只承认道德教化,而不承认支配社会运转的根本动力是利益。它要求人们时时克制自己,走在“天理”的钢丝上,却把“人欲”当成敌人。因此,它从基础上便缺乏可操作性。

“存天理,灭人欲”本身就是一份可怕的精神条约。或者说是一个善意的骗局。签订了这份条约,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在他的生活中,时时与“自我”交战,把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压榨成一块道德标本。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发誓“必为圣贤”,然而,绝大部分人都半途而废,他们阳奉阴违,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进行人欲的走私,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乡愿”。只有极少数有特殊秉赋的人,才能以超常的心力来做这条约的牺牲品。

而丁直璜,便是这样一个奇葩。

丁直璜认为做官“尤重表率”,“持心须公正,操守须廉洁,作事要勤速,问案要细心”,“亟宜刻刻恤民,事事恤民,以种德行”。他认为“一惑于利,则日久浸淫,将有流于贪婪而不知者矣。”因此还特别嘱咐儿子丁体常:“尔欲做官,须先从此立脚,万不可效今时丧心昧良者流,只顾目前之热闹,不思子孙之败坏,是所至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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