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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矩心道:“自先王过世,莘公掌权以来,宋、泛两家,固然是失意於朝,特别宋家,英俊后进,宋方、宋羡等人,或触法身死,或被禁锢在家,可以说其族元气大伤,已然奄奄一息哉!张家与我家,迫於莘公的权势,而下也不得不依附於之,仰其鼻息。
“我等本陇之阀族,世代簪缨,论我等四家现下在陇地的声望,确实是大不如昔,可我定西之民力、国势,这两年中,通过莘公的新政,却也的确是蒸蒸日上。
“……唉,我去年冬天,听人传言,说莘公私下与黄景桓、张长龄等闲聊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中原沦丧,非因诸胡强盛,实丧於宗室诸王、门阀诸公也,海内战乱将近百年,江左屡次北伐而无寸功者,非因将士不及诸胡兵,实因皇权旁落、阀族当政也,是以欲雪国耻,光复中华,非得改弦易张,破门户私计,竭力激励民心,不拘一格,重用贤才,然后可行矣!蒲茂胡主也,犹信重寒士孟朗,知辟用下品高才,我中华之嫡裔也,岂可不如焉?’
“我等诸家势不如昔,族中子弟含怨,衔恨莘公,腹诽朝政者自然比比皆是,不足为奇,然而放到我定西而今的越来越好的民意、日渐强大的变化来看,莘公的这句话,还真是极对!”
阀族、士族掌握、垄断着文化,其中难道没有有识之士,没有看不出门阀政治之严重弊端的才能之辈么?当然有,不但有,而且不少。
唯是一来,限於门户私计,限於本族、本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等,二者,也是限於如果实行变革会遇到的强大阻力,亲友们的反目、阻拦,故是,一直都无人出来挑战这个制度罢了。
陈矩便算一个有识之士,他对门阀政治的弊端,是早就清清楚楚了。包括张道岳,还有张道岳的兄长张道崇,连带洗心革面,与往日相比,简直脱胎换骨的张道将,以及依旧处处与莘迩作对的泛丹等人在内,与陈矩一样,也都是如此。所以,面对莘迩的打击门阀、变易制度,陈矩他们身在这个大改革的时代,作为旧之得益者,这些人对莘迩的情绪其实是相当复杂的。
说他们是发自心底的拥护莘迩?明显不可能。
如果莘迩失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恐怕非但半句好话不会为莘迩说,并且大多还都会不吝於“痛打落水狗”,蜂拥而上,争夺莘迩失势后空出来的权力。
但如果说他们是发自心底的痛恨莘迩?也不见得。
毕竟定西与江左的“周边形势”不同,从建国的第一天起,就处在了“举目诸胡”的境地,东西南北,西边西域诸国、北边柔然、东北拓跋鲜卑、东边关中氐羌、南边吐谷浑鲜卑等,四面都是胡人政权,改变这一处境,使华夏重归华夏的愿望,陇地的这些士人们,比江左的士人,尤其是自古至今,向来固步自封的江左的土着士人们是要强烈得多的。他们也都希望国家能够强大。现下定西一天比一天强盛,他们看在眼里,也是知道好歹的。
陈矩的情绪现在就很复杂,张道岳也很复杂。
不过他两人,一个有陈荪的家传,一个也非喜怒形於色之人,复杂的情绪都没有显示出来。
黄荣知他俩必定会因为自己的话而产生一些感想,不动声色地再三打量,到底没有看出任何端倪,也就仍然不问,还是故作不知,顺着张道岳的话,说道:“故此我说,不妨如实回答。”
陈矩收住思绪,说道:“黄公一番指点,如醍醐灌顶,在下茅塞顿开。”
三人乃议定,等到桓蒙问他们定西新政的时候,便就有一说一,诚实相待。
这天晚上,桓蒙设宴,歌舞齐全,好酒好菜,都是江南的风调。桓蒙又是叫习山图当监酒官,席上殷勤劝酒,酒到不干者,罚酒三杯。黄荣、陈矩最终都是喝了个大醉,张道岳海量,却是千杯不醉,散席的时候,还若无其事的模样,大大涨了陇州人的志气。
过了两天,桓蒙又召见他们。
这次仍是在堂上相见。
说了些闲话之后,桓蒙问起了武举、勋官、健儿、文考等等定西的诸项新政。
一如议定的对策,黄荣为主,陈矩、张道岳补充,三人实实在在的有问必答,果是分毫不作隐瞒,把桓蒙想深入知道、了解的东西,都告诉了他,这几项新政施行以前,讨论、出台的过程,细节、细则的集思广益和完善过程,黄荣作为亲历者,十分清楚,也都告诉了桓蒙。
老实说,这是出乎了桓蒙的意料的。
回想起高充那两次来荆州,尽管高充彬彬有礼,言辞雅致,外貌也比黄荣文秀,但与桓蒙对答之际,满口都是外交腔调的话语,桓蒙竟是对黄荣生起了好感,心中想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古人诚不吾欺。这个黄景桓,相貌严酷,看着像个城府深沉的,却倒是个老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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