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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唯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如何实现时空压缩和资本积累;唯有研究“资本主义怎样生产它自己的地理”的问题,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如何实现空间上的扩展。
“卡曼教授,你是怎么认识哈维教授的?”为了缓解内心的紧张,傅松开始没话找话。
“几年前,大概三四年前吧,我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学术交流,曾跟哈维教授有过一次辩论。”
“哦?那你们谁赢了?”
“哈哈,你这个问题难住我了。”卡曼哈哈大笑道,“事实是,我们谁也没说服谁,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哈维教授像极了骄傲的大公鸡,辩论的时候言辞犀利,咄咄逼人,但我也不是吃素的,哈哈。”
傅松笑道:“那就是打了个平手喽。”
“算是吧。”卡曼点点头,“所谓不打不相识,从那以后我和哈维经常通信,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交流。他这次受邀来纽约市立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你正在研究的社会资本问题,我觉得你跟他聊聊,或许会有些启发。”
“谢谢你,卡曼教授!”
“格伦,说实话,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面我帮不上什么忙,所以,这是我应该做的。”
……
在餐厅里等了两三分钟,一个五十岁出头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头走了过来,跟卡曼笑着拥抱打招呼。
“哈维教授,我给你介绍一位来自红色中国的访问学者,格伦。”
“哈维教授,您好,见到你实在太荣幸了!”
哈维热情地跟他握手道:“你好,格伦,卡曼教授在信中介绍过你,说你是一个很努力的小伙子。”
夸我很努力?傅松不禁有些哭笑不得,自嘲地笑笑道:“中国有句俚语,叫笨鸟先飞,我就是那种笨鸟。”
哈维道:“我也是一只笨鸟,一只孤独的笨鸟。听说你也是地理学专业出身?”
“好了,哈维,格伦,我们坐下边吃边聊吧。”
等两位教授坐下后,傅松才落座,对哈维道:“是的,我在大学期间学的是人文地理,毕业后曾经在基层政府部门工作了半年,后来跳槽去了一所新成立的大学,做了一年半的地理老师,现在在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
哈维道:“你的履历很丰富,甚至还在基层政府部门工作过,中国基层政府部门的组织形式是怎样的?”
卡曼也颇感兴趣地看着傅松,道:“我对此同样很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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