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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论,它不是一种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用于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从联盟的目前阶段来说,制订政策的依据就是要针对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相应的政策制订时,就要以解决或是缓解此类矛盾为主。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掌握住了主要矛盾,然后再针对主要矛盾制定政策,相对来说总是容易一些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当权者能不能准确把握住这个主要矛盾,如果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不准确,那么后续的政策制定,自然也就成了无根之萍,根本毫无正确性可言了。
在制订新的“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不管是哪一种观点,其根本其实就是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日丹诺夫同志在过去几年里,长时间被围困在列宁格勒,他是能够切身感受到消费品匮乏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冲击的,因此,他非常清楚,如果不解决消费品匮乏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地位也是不会稳固的。
而斯大林同志毕竟没有设身处地的在列宁格勒工作过,他不知道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经历了些什么,在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他所接触到的一切,都是来自方方面面的报告。而在这些报告中,有两个方面内容是不会缺少的:第一,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的凶猛,第二,苏联人民反法西斯,保卫国家的热情多么高涨。
由这两项内容很自然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外部势力灭亡苏联,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野心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因此,联盟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以随时应对来自国外的武装干涉或是入侵。与此同时,苏联人民是热情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在这种热情之下,他们可以暂时将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放在一边,因此,消费品短缺的矛盾就是次要的。
至于马林科夫同志,他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负责军工工作,不管是负责飞机的生产制造,还是负责别的武器的制造,他都深刻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一场战争对军事工业能力的考验有多么残酷,同时,他还意识到,现代战争对军事工业生产的依赖性有多么高。所以,他在联盟主要经济工作的思考方面,就认为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必须被摆放到一个绝对领先的地位上。
没错,这就是一个现实,任何人的政治理念都不是凭空得来的,其成型必然与当事人的人生经历亦或是从政经历有关,但不管其理念到底对不对,其根本出发点也是为了将这个国家建设好,而不是相反。
而就维克托本身来说,他之所以会在心里反对斯大林同志的主张,也不是因为他个人具备什么特殊的能力,这只是单纯因为他是重生者,他知道苏联和美国不会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真正爆发战争,也知道消费品匮乏的问题,将会在联盟内部演化的多么严重,但如果让他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反对斯大林同志的立场,他还真是没有那份勇气。
当然,这里涉及到的还不仅仅是一个勇气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他的立场不可能得到什么人的认同。因为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斯大林同志的立场才是最贴合实际的。
不要认为斯大林同志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上,是单纯以他的威信压服了不同意见,实际上,在有关着重发展重工业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是得到了大部分与会代表认同的,因为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尤其是来自美国舆论界的威胁。
在如今的美国,核武器在日本所显现出来的威力,给了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媒体过多的自信,不管在什么问题上,哪怕只是一些很小的地区冲突,美国的报纸上都会叫嚣着向对方投掷一枚核弹,让对方尝尝核武器的厉害,这种裸的核讹诈,在任何人的眼里都是极大的威胁,有资格参加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的代表们,又怎么可能毫无所觉?
因此,认为解决外部威胁应该置于联盟工作最优先地位的人,并不仅仅是斯大林同志一个人,他的意见其实是符合大多数人意见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提议才会顺利的在工作会议上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再有,在斯大林同志提出的规划中,也有与维克托意见相吻合的地方,比如说对交通运输业给与更多重视的问题上。之前,维克托就认为在战后重建工作中,交通运输业应该摆放在一个较为重要的地位上,但沃兹涅先斯基同志显然不认同他的观点。而现在呢,在新的五年计划规划中,交通运输业被提到了一个足够重要的位置上,这也代表了维克托在某种程度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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