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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之前所说的,维克托之所以能够从目前联盟的民族政策中察觉到危险,是因为他本身是重生者,有着前世的阅历和见识作为他思考问题的依据,但除了他自己之外,在当今的联盟,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有类似的经历了,也就是说,他所能感受到的危险,别人感受不到,自然也不太可能会认同他的观点。
就拿斯大林同志来说,在西方国家的宣传中,他就是个粗暴的独裁者,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也都是用单一而粗暴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斯大林同志在民族问题上与列宁同志有着极为类似的立场。
一九二九年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写过一篇《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的文章,在其中详细阐述了他的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概括来讲,他认为实行民族自决和区域自治、在一切方面实行民族平等和工人的民族间团结的原则,是解决联盟民族问题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说,作为联盟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也是赞同实行民族自决、自治政策的,甚至,他的立场必要列宁同志还要鲜明,他甚至主张在联盟范围内,推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制度,也就是将同一民族的人集中到特定的区域内,然后以民族划分来组建加盟共和国。
不要以为斯大林同志动辄搞出来的民族迁徙,仅仅是为了惩罚什么人,与此同时,他也是在为这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策实施创造条件,俄罗斯人都必须感谢他没能完成这个工作,否则的话,在维克托前世的时候,苏联的分裂将会分的更加细碎。
一方面是自己意识到的问题,别人意识不到,另一方面则是国家领导人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与自己的想法并不一致,因此,维克托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才会如此的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犹豫不决。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如果维克托在这个时候向联盟所施行的民族政策开炮,指出过度的民族自决、自治政策,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威胁到联盟的国家安全,联盟应该在宪法层面对先前的民族政策进行修改,那么不用问,等不到斯大林同志开口,他就会被四处飞来的唾沫给淹没掉。因为他批评,或者说是批判的,不仅仅是联盟既定的民族政策,还是制订了这一系列政策的无数革命先辈,这其中就包括了列宁同志。
所以,维克托非常清楚,自己现在即便是要谈论民族问题,也不能朝根本上谈,而是只能谈些细节性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旁枝末节。
比如说,他可以把干部、党员民族化的问题拿出来讨论,指出以民族出身为条件来选拔党员和干部的行为,是披了民族政策外衣的“唯血统论”,其看似平等的伪装下,是基于出身而划定等级的最大不平等,它既不利于党组织的发展,也不利于民族团结。
维克托认为,如果他的将来还能够在联盟的权力核心中进一步升迁的话,那么民族问题将是他必然要推动改革的一项重大问题,但考虑到目前的现实情况,他还不能太过冒进,只能试探性的在外围做一些工作。
“索菲亚,准备做记录,”手中的一支烟卷抽的只剩烟屁,维克托将烟头丢在地上,又踏上一只脚使劲碾了碾,这才转过身,朝索菲亚的位置走了两步,说道。
索菲亚点点头,将手中钢笔笔帽摘掉,又将那个记录本摊开,做好速记的准备。
“必须警惕党员、干部民族化为我党带来的危害,”维克托将左臂架在胸前,左手托着右臂的胳膊肘,右手托着腮,一边在原地度着步,一边思索着说道,“嗯,就用这个标题吧,我觉得应该没有用词的问题。”
“但是文章的立意有问题,”索菲亚将这个标题记下来,这才抬头看着维克托,说道,“我认为你应该再慎重的考虑一下,至少,也应该先联系一下克里姆林宫,请示一下斯大林同志的意见。”
“向斯大林同志定期汇报工作是必要的,但频频请示意见,却是不恰当的,”维克托摇头笑道,“这一点你应该是知道的。”
“可你也应该明白,类似这种具有争论性的文章,一旦发到报纸上,尤其是《卡累利阿消息报》这样的报纸上,其后续影响如何,是很难评估的。”索菲亚替他分析道。
作为与维克托有着特殊关系的一个女人,同时,也是他工作上的助手,索菲亚知道他这两天在酝酿着写一份什么样的文章,自然也知道这篇文章可能会引来什么样的风波。
是的,就像维克托所考虑的,党员、干部民族化这个现象,的确是会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性构成侵蚀,长此以往,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属性中,会掺入更多的民族特性,而随着年深日久,尤其是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高涨,某些党员的党性原则甚至会被民族特性压过,并最终造成整个政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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