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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强调意识形态的联盟来说,经济领域内所涉及到一系列问题,都是很严肃、很关键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有两个基本点,即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建设联盟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可以看作是世界观,而发展联盟经济的手段就可以看作是方法论,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关键性,可以想见,作为方法论的经济手段,自然也是至关重要的。
之前曾经提到过,在联盟建设的过程中,仅在经济学领域,便存在着若干种完全不同,甚至是立场对立的经济学观点,这些经济学观点彼此争论,彼此批判,都认为对方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错误的,而自己一方的才是正确的,是富有前景的。
而总和各类观点之间的根本差异,其实可以将分析归结为一点,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是否还在起作用。
沃兹涅先斯基始终认为,在联盟的经济领域内,价值规律仍旧应该发挥作用,在宏观经济领域,应该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解生产和分配,而不是单纯的依靠行政手段,也就是以计划的方式来安排社会生产。沃兹涅先斯基强调物质刺激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鼓励以物资刺激的方式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推崇以利润的多寡来评价企业生产的效率。
在维克托重生之前的那个世界里,这样的经济学观点差不多已经成了举世公认的了,单纯的计划型经济发展模式,早已经被大多数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摒弃了,除了朝鲜那样的封闭国度之外,这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没有了市场。
但是在如今这个年月里,说沃兹涅先斯基的经济学说是叛逆都毫不夸张,因此,当他在一九三一年的时候,发表了那篇《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斯大林同志就直接将其评价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说他试图“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斯大林同志给出的这种评价可不是闹着玩的,在当时联盟的政治氛围下,沃兹涅先斯基没有被直接拉出去墙壁,已经算是他的运气足够好了,当然,这也与他的能力确实出众有关系,日丹诺夫同志不讲道理的护着他,才让他逃过了一劫。
此后几年的时间里,沃兹涅先斯基在经济学方面的观点和立场,也没有丝毫的改变,相反,他在这条路上似乎走得越来越远了。在卫国战争结束之后,沃兹涅先斯基在日丹诺夫同志的举荐下,顺利出任联盟的国家计委主席,成为了联盟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在此期间,他已经开始在联盟某些地区,有限度推动他那一套经济观点了。
比如说,在东部,尤其是远东地区,以提高工人薪水的方式来吸引劳动力东进,就是最先由他所提出来的,这条政策从根子上说,就是以“物质刺激的方式来协调生产”。
沃兹涅先斯基在经济上搞的那一套,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相反,自从一九四六年以来,在长达近三年的时间里,联盟内部批评、反对他的人一直都有很多,这些人普遍的观点,就是说他在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在搞修正主义。
但实话实说,战后的联盟情况比较特殊,整场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损失太惨重了,与此同时,战后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得联盟内外交困,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联盟在经济方面的工作显然只有一个主旋律,那就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全联盟的战后重建工作,并在同样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恢复联盟的整体经济。而联盟战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确定下来的,尽管在经济大方针上,联盟没有采纳沃兹涅先斯基的建议,但五年计划中的很多内容,却都是由其制订并确立下来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联盟急需沃兹涅先斯基在经济方面的才能,逆转当时那种糟糕的经济状况,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沃兹涅先斯基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了诸多的批评,但莫斯科的权力核心仍旧对他委以重用,因为当时莫斯科权力核心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联盟当时的主要矛盾并不在意识形态上,而是在经济领域——近乎全毁的国民经济与战后人们渴望改善生活的夙愿,已经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个矛盾如果不能得到缓和的话,联盟的局势就会出现动荡。
所以说,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沃兹涅先斯基之所以能够安全的走到今天,不仅仅是因为背后有着日丹诺夫同志的支持,还因为他的存在符合了联盟时下的需求。
后续出现的局面,显然证明了莫斯科决策者们的明智,从一九四六年确立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联盟的这个五年计划已经初步完成了,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恢复,在某些工业领域,生产和技术水平甚至超越了战前。在遭遇了战后连续两年的农业歉收之后,在进入四八年的这一年里,联盟的中央产粮区喜获丰收,国家终于在粮食问题上实现了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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