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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西苑非一日而成,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此处既有森林草木的荫翳之美,也有烟波浩渺之胜,较之围城之内的紫禁城,这里无疑是自在的,也是辽阔的,抬头望去,不再是层层叠叠的黄瓦红墙,而是宽广的天地。
西苑与紫禁城仅一步之遥,但别小看这一步,它意味着没有规矩的约束,身为皇帝也可得暂时的自由。没有案牍的劳神,没有君臣之间对立,没有按部就班的上朝,也没有经筵日讲的枯燥,更没有做丈夫、父亲的责任。
城外的人想进去,而城里的人想出来,这话用在皇帝身上也再合适不过。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只不过是没有围墙的城,与其微服出去,不如建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理想国’。
而西苑就是明朝皇帝心中‘理想国’,当然朱仲檐也莫不如是。
他好看戏,这似乎是嵌在骨血里的基因,就像戏曲里的帝王角色,他不过是在扮演自己,假如非要给皇帝的戏剧人生取一个名目,不如就叫《逃出紫禁城的…天》。
六月初二,本是皇后令旦,照规矩宫里先办了一波,至六月初五,永明帝又驾幸西苑玉熙宫,与众臣游宴其中。
内廷的戏剧并非礼部和教坊司负责,而是由钟鼓司负责,实为三波人,钟鼓司、四斋和玉熙宫,有传奇、打稻、过锦、水傀儡、狮子舞、杂技诸戏。
内廷也会搬演外戏,诸如弋阳、昆山诸家俱有,本来都是内臣各率其曹,但恰逢杜玉奇进京,是以,此次的游宴同样邀请了她与她徒弟雪衣。
搬演设在玉熙宫,而这之前,皇帝与一众大臣已欣赏了打稻和水傀儡戏。
这类都属于祝厘性质的杂戏,像那打稻戏,就是演民间官吏征租、词讼等事。过锦属于雅俗并陈,全在结局有趣,似讲笑话一类。而水傀儡戏就讲究了,其排场豪华与行头砌末的讲究,无不体现皇家的考究与繁复。
水傀儡所用木偶皆由质轻的木质雕成,有海外蛮夷、仙侠、将军、士卒等像,高二尺余,用五色油漆涂画,每一个都栩栩如生。底安一榫卯,以竹板承之。演戏则在水池中,用纱围屏隔之,操纵木偶之人在围屏之后,半身入水池,在水下游移转动,而且水池内亦有活的鱼虾蟹、螺蛙鳝、萍藻之类浮水上。
钟鼓司的掌印就领着一班内臣次第让人物托浮水上,游斗玩耍一番,再配上鼓乐喧嚣,而另有‘配音’之人,在旁宣白题目,替傀儡登答,赞导喝彩……
一场水傀儡戏,其人物器具由御用监制备,水池鱼虾等,内官监制备,围屏帐幔等,由司设监制备,锣鼓等,由兵仗局制备……如此一场戏,就动用了六七个监局共同承应,而这等规模的水傀儡,也只有宫廷才能完成。
永明帝和一众臣子看的兴致盎然,于是觥筹之间,似乎君臣关系也融洽了不少。
然而李琚看的明白,这一切只是表面上的和谐。
君臣关系的嬗变,是自秦开创大一统之后,就已经与先秦儒家的构想背道而驰。法统之下的尊主卑臣的君臣关系,总是以一种生硬的形式存在。
朱元璋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以文官为其治国体系中的中坚力量,但又无法解决人性中的私欲,他好用峻法,重典治国的后果就是,朝野上下一片肃杀。
这种酷政也造成士林普遍的忧惧心态,试想若是士人普遍缺乏政治主体意识,又何谈得君行道?
而不郊,不庙,不朝的万历,君臣关系已至极度疏隔甚至变本加厉,上与下交争,朝与野异议。主上对谏臣动辄施以廷杖之辱,臣下不惜讪君卖直来博取清名。士人之间亦好相互攻讦,竞气矜名,道德已沦为士人交争,获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和手段。此中情势,为万历时的政圮德荒做了最恰当的注解。
其实李琚隐约摸到了嬗变之下的君臣不和,大都源自官僚这个群体组织。无论宋还是明,官僚无不是一个精致而复杂,庞大而且等级制度分明的组织系统。
当组织从一种手段变成一种目的,其首要目的就变成了维护组织本身。而官员的注意力则从实现‘得君行道’的社会职能,转到官僚组织自身的规则上。所以官员宁愿在等级尊卑,地位升降,利益分配,关系协调,组织效忠等事情上,耗费大量的资源和精力,来维护其合法性和存在的必要。
永明帝对于官僚的不满,或许在于前车之鉴,他是希望文官能在社会性上提供更多的公共管理,而非只是追求组织利益,尤其痛恨那种以学术败坏导致的士风败坏,而来侵夺天子之权,这本身就是对皇权的僭越。
社会发展至今,皇帝反而不希望官僚群体的意志就完全成为国家意志,尽管他自己本身也是这个群体的‘合伙人’,这是他作为帝王体现出来的矛盾的一面。
也许这也能解释他某些异乎寻常的举动,好比任用女子为官。同时李琚也明白,永明帝他虽不好峻法,但对于官僚群体的出界,未必不会下狠手惩治。
换戏的空挡,钟鼓司掌印进前来禀,说玉熙宫那里已准备妥当,
永明帝一听大为高兴,对诸臣道“诸位爱卿,就随朕一同前去吧。”
杜玉奇是沈香班名伶,沈香班是昆班,而且深受太后老人家的喜爱,在西苑之前,皇后的令旦庆典上,已经搬演了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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