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死刑犯一起度过的日子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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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服务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每天为杨大员緾绑腿。这个绑脚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跟解放军人打仗时的那种绑腿一样。这个绑脚不是用来方便打仗的，而是为了隔开杨大员脚上的铁镣与腿的摩擦，那种铁镣不是很正规的那种镀铬铁镣，是外面铁匠铺用扁铁加工出来的粗糙货，笨重又磨腿。如果绑腿没有，戴着这种腿镣的杨大员走出几步就可以见血。

除了緾绑腿的任务，小陈还负责为杨大员穿脱衣服，要给杨大员穿脱衣服很不简单，他的脚镣手铐都不能取，要想把衣服脱下或穿上，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平。我现在想不起来这衣裤是如何脱穿的了，相信绝大部分读我的文章的人都不会相信有这种脱穿衣服的功夫，这绝对是一门技术。

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往水板（管水，而不是专门为板脉子服务的那种水板）岗位。

从杨大员来的这天晚上，号子里必须安排人值班，为了大家的安全，防止杨大员变态自杀或通过扼勒杀死其他人，每两个人值班一天，除了老大以外，每个人都要值班。值班分上半夜和下半夜，晚上按钟点交班，交班时间以看守所旁铁路通过的火车为准。（因为没有钟表）

杨大员的到来，给监号带来了麻烦事，大家都不高兴。好在第二天干部又从风口里递进来了一副扑克，大家找到了心理平衡。杨大员的到来，给监号带来了两大特权一是可以抽烟，二是可以玩牌。这是没有死刑犯监号所不能享有的。还有一点让大家值得高兴，凡值班的人每值一次班都可以得到一根烟抽，一根烟对于生活在社会上的人太简单了，但对于生活在监号的人，他的价值超过了一根金条。

杨大员到来的第一天夜里，他没有任何言语，以我的估计，他很想说话，但他没有言表能力。直到他上床睡觉，他只对我露了一次笑容，这笑容算是对熟人打了一个招呼吧。对他投来的一笑，我没去理会它，我只觉得像他这种人死了也是好事，一次笑改变不了他愚昧的本性。没有理他，没人知道该对他说什么，杨大员的苦瓜脸换取不了其他人跟他讲话的兴趣，老大干脆看也不看他一眼，歪着他的头躺在铺上读他的杂志。

以前和杨大员呆过一段时间，我居然没有细细的观察过他。也许是他变成了死犯子，我在这个夜晚特别审视了他，小伙子长得不耐，30多岁的年龄，一双肿皮大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安排的位置都还不错，脸上有肉，但看起来不胖，他作为男人，我无法评价他是否英俊，但他如果是个女人，我敢肯定，她是一个不错的美女。因为天气热，杨大员只穿了一个三角小裤头，他坐在床沿上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裸身，他身上的肉长得不错，肥肥墩墩的，如果穿上衣服又让人看不出来他的肥。他的全身，也许占了百分之五十的地方，也许说得多了一点，很难找出有连片的白肉，白肉尽被那些低劣的纹身分开了，记不清楚是些什么纹身，花不像花，草不像草，这些纹身也许是他所追求的艺术吧，他拿这些纹身来表明自己的勇敢，表明自己是一个江湖道人，好在那些胆小怕事的人面前脱掉衣服露出肌肤之时，让那些被抢劫的人乖乖掏钱。

我厌恶他。

杨大员虽然在监号里排在老三的位置，他的特殊身份给予了他的更多特权。从进入我的监号开始，他就像老大那样被人侍候，可以不按规定时间起床，不按规定时间入厕，不按规定打坐，可以大声讲话，可以对下面发号施令。

所有这些特权，看得出他是多么洋洋得意，这是他一辈子也没有得到的东西，他总是生活在人群中最卑微的地方，这就有点像一句俗话说的“穷人翻身，天下大乱”。他进入我们监号后，当他拥有这一点特权后，监号里睡下铺的人日子不好过了，他要把他以前被人欺负的感觉加在那些灾脉子产的身上，也许他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就是一部分人欺压另一部分人，一部分是高贵的奴隶主，而另一部分人就是奴隶，他的心中没有正常人格这个概念，他的感觉是临死前老子也可以成为主宰者。

先说说为他服务的那个小陈，河南人，在本市偷窃被关进看守所。小陈的年龄是22岁，长得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模样，如果不是犯盗窃罪，我真难发现他有很差的人格弱点，要说弱点的话，可能就是他很善良，对任何邪恶都不会勇敢地抵抗，包括别人对他的任何欺辱。在监号里他总是善良地帮助别人，对待板脉子对他的“黑”，他顽强地忍受，并在忍受后保持平和的心态来对待他们。当然，我在这里不能专门写他，我在以后他的故事里我会深刻地描绘他。

老大把小陈安排给杨大员做水板，可能是经过老大仔细考虑的。小陈是全监号里所有人中最能保持温和心态的人，我赞成老大的安排，我也觉得他是监号所有人中最能照顾好即将走向阎罗殿的人。

然而，小陈做得虽然很好，杨大员不是那么回事。

杨大员来的头一天晚上，小陈给他脱穿衣服，解绑腿。我们都看着小陈如何操作，也看着杨大员的表情。虽然小陈的动作很不熟练，但非常轻柔和细致，从杨大员那张死灰色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小陈的满意，到了第二天上午，小陈再给他穿衣服、绑绑腿的时候，杨大员变脸了。我没去注意，不知是小陈的那个动作出现了小问题，这个问题惹恼了杨大员，在这用苦恼这个词也许不太恰当，因为小陈并没惹他，只不过是杨大员要找个借口来树立自己的霸气。

因为没去看小陈给杨大员穿衣服和绑绑腿，他们之间到底发现了什么，我不知道。杨大员的一阵叫骂声之后，接下来就是抽耳光的声音，这声音让我知道了，死刑犯杨大员开始在监号里发威了。我这才向他们看去。

杨大员骂完打完小陈后，小陈仍然还继续还给他绑绑腿，直到绑腿绑完，杨大员所需要的帮助也就结束了。服务结束后，小陈没敢离开，仍然站杨大员身旁，等候他一步指令。

按我的想法，杨大员发泄完了之后就应该让小陈回到自己打坐的位置，可是杨大员没有，仍然施展着他的淫威，他对小陈发出命令

“给老子到墙角挖倒。”

关于这个＂挖＂，我在汉语词典中没有找到这个字。无论是看守所还是监狱，都普遍用“挖”去惩罚人，他的意思是在有尖角处，或是墙角，或是床沿角，或是其它什么地方，凡是有形成90度凸出的地方就可以，让被惩罚的人用头顶着尖角后脚往后退，让头受力，用头来支撑身体的重量，身体离地面越平，头受的力也越大，这样的姿势可以“挖“到脑门上形成一个深深的槽，重者直至“挖”得脑门流血．

至于“挖”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惩罚人的那个人。心不好的惩罚人的人他会让被惩罚者站得角度大一些，时间长一些。看是不够残忍的惩罚人的“挖”，实际上让人很难受，有的“坚强”者被“挖”的不行了，不得不向这种惩罚人的方式投降，更不用说那些老实而又贪生怕死的人。

小陈按杨大员的命令自己走向监号门口的尖墙角处，“挖”倒了。他被杨大员喊去“挖”倒，我并不十分气愤和反对，杨大员现在所处的“领导岗位”，他有这个权力，但我还是有些不好想，他竟然让一个为他服务、给他帮助的人“挖”倒，这是很不符合情理的。不好想的心情随着小陈“挖”的时间越来越长变得更浓，慢慢转化为气愤。

我坐在自己打坐的位置，我看到同样在打坐的老大，老大紧绷着脸。说实话，虽然我们所在的监号老大是黑社会团伙打手，我很佩服他，他的心灵与我相沟通的，他的人性面大于他的非人性面，而且比社会上许许多多普通人强。老大的严肃表情说明，他不喜欢杨大员的作法。

时间越过越长，监号里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跟杨大员说话，可能杨大员心里明白，他在这个监号不受欢迎。我再向小陈看去，小陈的头上在冒汗了。这个动作长期做下去已使他的身体吃不消了，他的身体在发抖。我不得不多次偷偷地瞄瞄老大，并小声的假咳一声，以提示他应该对现在的情况作出一个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决策。

老大并没有侧过头来看我。我想，他眼睛的余光肯定看到了我焦急的心，在我看了老大很多次又假咳很多次以后，老大终于侧过头来，他不是看我，而是以严肃的眼神盯着杨大员，此时的杨大员也正在打坐，两眼高望着对面的墙，心事重重，他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有一点，他也感觉到了他最后的人生时间不是像他想像的那么好过，难受两个字写在眼里，也写在他的脸上。

老大看着他。他装着聚精会神，他不敢用眼光去碰老大的眼光。老大看到杨大员很长时间，杨大员就这么装着。老大终于不看他了，他向左转过头去，冲着小陈喊到

“陈荣利，下去坐”。

陈荣利得到老大的指令，他艰难地用手撑着墙，抬起头，向前收回两只脚，然后晕晕撞撞地回到自己打坐的位置。

在以后的日子，因为老大和我对小陈的庇护，杨大员再也没有对小陈采取这么重的惩罚，但是，除小陈之外，其他的每个灾脉子在以后的日子里都吃了杨大员的亏。

杨大员来了，监号上上下下都觉得吃亏的事是值班。原来监号蛮好，晚上看完电视大家都睡，早上大家都起，现在不行了，每天有两个人值班，看守所并没有因为有人为死刑犯值班而额外开恩，让值班的人有补充的睡眠时间，他们还得跟大家一样，所以，值班的人往往在值班过程中感到很瞌睡，值班完了以后，身体会很不爽。

杨大员才调来的那几天，全监号的人都很担心害怕，但心这个死犯子哪天会趁人不注意把谁掐死，或许是自己。好多人晚上假睡，老大更是把值班的掐的紧，谁要在值班过程中打瞌睡，那是要受重罚的，头几天有两个值班的受到了“挖”墙的惩罚，后面值班的人就好多了，值班的人睁大眼睛看着杨大员，每次听到手铐脚镣有响声就警惕起来，应该说前十天，监号里所有的人神经绷得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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