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06 08 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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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了，当时学校不允许我们我们考完聚餐，虽然以我那个班的离心离德程度，是不可能会集体聚餐的，但至少当初还是应该拉上部分要好的一起聚聚的，很多人那时都是最后一面啊，可惜了，当时我满怀期待的去参与了那场必输的赌约。

大肆采购食材，摩拉很快挥霍一空。我只想开新地图，不想再接什么世界任务了。

今晚的天空很美啊，可惜我不方便拍，而且想必肯定也拍不出来。

半轮月亮，在湖边吹晚风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土地本身并不值钱，值钱的是土地上的经济活动。土地不会移动不会消失，适合做抵押、做资本交易的压舱标的，经济发展的奥秘之一，便是把有形资产转变为抽象资本，从而聚合跨时空的资源，土地便是如此。地方政府可以把与土地相关的未来收入资本化，获取贷款和各类资金，将土地财政的规模成倍放大为土地金融。

实业投资要考虑时间、利率、风险等基本要素和处理现实中的种种复杂情况，远比金融投资复杂。实业投资是个连续性过程，需要不断投入，每个阶段打交道的对象不同，所需的专业和资源不同，要处理的关系和事务也不同，我国政府拥有城市土地，掌握金融系统，自然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实业投资，实业投资过程不可逆，政府不得不深度干预。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2015年以前不允许发行债券，为借钱投资，便成立专门公司，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其典型特征为：持有从政府取得的大量土地使用权；盈利状况依赖政府补贴；政府的隐性担保可以让企业大量借款。大多数融资平台的主业是工业园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先由融资平台公司进行土地一级开发，之后交给政府招商引资，能否成功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中西部市县，大多依托民营企业一二级开发，产城结合用房地产的盈利反哺产业园区，为保护这些民企的盈利，政府通过购买企业服务，以产业发展服务费的名义来分出部分税收收益。政府付费使用私营企业开发建设的基础设施，称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海外早已有之，中国特色在于：项目多，规模大；“社会资本”大都是融资平台公司或者其他国企，而非民企。现实世界中没有定义，只有现象，只有环环相扣的利益关系，只有一系类合约安排，简单的政府—市场二元论，没什么用。

政府将未来的土地收入资本化，从银行和其他渠道借入了天量资金，这便是地方债，只要投资和建设能够持续经济增长，城市便会扩张，地价便会上涨，地方债便可以偿还。地方债爆发于2008—2009年为应对从美国蔓延至全球金融危机的“4万亿”计划，这些债务至今仍未完全化解，还存有风险。政府要想在城市建设开发中引入银行资金，要解决三个技术问题：政府不能直接从银行贷款，需要一个能借款的公司；城建开发项目要捆绑在一起，以赚钱的项目带动不赚钱的项目；依靠财政预算收入与土地有关收益共同还债。城投公司应运而生。2003年后，以土地增值收益作为贷款还款来源，而贷款来源起初主要是国开行，但2008年“4万亿”财政金融刺激后，城商行在贷款规模上与国开行、四大行平起平坐。城商行由地方政府控制，以提升招商引资竞争力，但城商行资金大都来自短期存款，与周期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的中长期贷款不匹配，且存款来源不稳定，自身技术薄弱，这都为贷款带来了风险。除银行贷款外，城投公司还可通过城投债融资，发行债券相对于贷款的好处在于：可以分散风险到广大投资者；可以交易，通过价格和利率变动反映市场对风险的看法。但城投债并没有，它主要被商业银行持有，有政府隐性担保，是个低风险高收益的怪胎，对债券市场发展影响很大，积累的风险也不小。地方债占GDP的五六成，其中三四成是隐性负债，而地方政府借的这些钱主要投资在了基础设施项目上。由于有地方政府在背后支持，融资平台公司只要能还上利息和到期的部分本金，就能靠借新还旧来滚动和延续其余债务，但即使这样，也得靠政府补贴才够，一旦经济遇冷，地价下跌，政府也背不起这沉重的债务。2010年开始治理地方债务，重要改革有四：债务置换，即用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替换一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和城投债，可以降低利率，减少利息支出，缓解债付压力，改善资本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为项目建设注入长期资金，降低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提升信用级别，限制债务增长，规范借债行为，限额不能突破，但比较僵硬，不够灵活；推动融资平台转型，厘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剥离其为政府融资的功能，破除政府对其形成的隐性担保，但转型并不容易，目前远未完成；约束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避免大量资金流入融资平台，这部分的监管难点在于各类影子银行业务；问责官员，对过度负债的行为终身追责，但具体行为很难确定和监管，深层次的改革，需要从根本上约束官员的投资冲动。

招商干部要像推销员，“铜头，铁嘴，顺风耳，橡皮腰，茶壶肚，兔子腿”，又要像客服，“要信守承诺，要记得回电话，遇到事情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去处理，要做个有心人，拜访客商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学而优则仕，我国政府人员大都学历较高，地方官员是我国官僚体系的绝对主体。事在人为，人才的选拔和激励机制是官僚体制的核心，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效果。所谓激励机制，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要将干部个人得失与本地经济发展情况紧密挂钩，既要激励地方主官，也要激励基层公务员。地方主官任期有限，为在任内快速提升经济增长，往往新官上任三把火，投资各种大项目、大工程，这些资金依靠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支持，但这种偏重投资的增长模式造成很多不良后果：2016年之前，离任的官员无需对任内的债务负责，新官不理旧账继续加大投资，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继续加大投资会降低经济整体效率，助推产能过剩；出于政绩考虑，地方官员偏重于看得见的工程建设。官员政绩激励对地方政府投资有重要影响，故而近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也包含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改革，除政绩之外，人情关系在官员考核和晋升中同要重要，不过这些与大多数公务员无关，他们的日常工作与政府关系不大，晋升希望也十分渺茫，故而更在意的激励是实际收入和一些工作福利。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都不可能只靠外部奖惩来激励员工，需要使命感、价值观、愿景等种种与内心感受相关的驱动机制。政府投资与土地金融的发展方式，极易滋生腐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腐败现象有两个特点：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并存；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与市场间关系不断变化，腐败形式也在不断变化。腐败大概可以分为两类：“掠夺式”腐败，随着我国各项制度和法律建设的不断完善，各种监督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类腐败已大大减少；“官商勾结共同发财式”腐败，可以促进经济短期增长，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和经济增长并存，但长远来看，长期偏重投资会导致经济结构扭曲，会扭曲投资和信贷资源配置；权钱交易会扩大贫富差距；地方上会形成利益集团。反腐败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部分，除了专门针对腐败的制度建设之外，更为根本的措施还是简政放权，转换政府角色。

政府债务问题不在收入不够，而在支出太多。改革之道在于简政放权，从生产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逐渐转型。算债既要算负债，也要算借债投资所形成的资产，还要考虑人口密度和设施利用率。

本想上午就搞定的，结果一直弄到晚上没看成纪录片才弄完，与无暇回顾去年我的高考了。但也确实想不起什么了，只记得我是在五楼考的，考室里没什么熟人，有几个人缺考没来，那几天女孩们打扮得美美的，当时晚上是戴着陈祝送的蒸汽眼罩睡觉的，考试过程中并没太明显的紧张感，有人尚还能专心复习，我只能快点解脱。

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