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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袁世凯有个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熊希龄和他的“名流内阁”。虽然熊希龄一直以来惟命是从袁世凯,可谓“尽职尽责、力以赴”。但毕竟已经失去使用价值,而其存在也已成为障碍。
袁世凯使出了惯用的杀手锏——伪造“热河行宫盗宝案”,嫁祸于熊希龄。
于是,北京的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如《新社会日报》、《群强报》等,突然登出熊希龄盗取热河行宫古玩的新闻。
指名道姓地刊载了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现任国务总理熊希龄,为热河都统时将前清行宫内之古瓷器、书画取出二百余件,已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
接连几天在头版用大量的篇幅刊登熊希龄涉嫌“盗宝案”的消息,各报还发表了评论。
堂堂国.务.总.理公然和盗宝案有关,报纸毫不留情面,京城内外顿时轰动。
“盗宝案”究竟如何?袁世凯比谁都清楚。
熊希龄也清楚这一切都是袁世凯幕后策划,只好自认倒霉。
“盗宝案”成了熊希龄的一块心病,他本想出面为自己辩护,以保人格。但有些事不便大肆声张,很多事也很难说清楚。比如他虽没从热河行宫拿二百多件文物,但却从那里拿了一把纸扇送给了姜桂题。
若说他自己一件没拿,不是事实,如果说只拿了一件送人,谁会相信呢?再说了,燕山雪片大如席,燕山有雪就不算夸张。拿一件也是拿了,人家就没冤枉他。人要是想堂堂正正做人,就什么坏事都别干,这时候的熊希龄,处境真是要多难堪,有多难堪。
熊希龄本是读书人,既不齿于辨驳,又生性淡泊,只能于一九一四年二月愤而辞职。
果然,熊希龄辞职后,热闹一时的“盗宝案”很快收场,报纸上有关盗宝的文章也就销声匿迹了。
熊希龄辞职后,教育总长汪大燮、司法总长梁启超相继辞职,成立才半年的“名流内阁”轰然倒台。
《中华民国约法》还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除立法院外,另设“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立法院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立法院未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
关于宪法问题,参政院成立后,推举参政院十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宪法起草工作,经参政院审定,由总统提交国民会议议决后公布。
参政院和国民会议组织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直接任命,国民会议由总统召集及解散之。
在讨论《中华民国约法》过程中,满场都是唯唯诺诺,只有一个议员提出反对,他是张其锽。
张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进士出身,清末曾在湖南任南武军统领,和谭延闿私交甚笃。
他反对总统有颁给爵位之权,因为这样的总统太像皇帝了。
他的意见才一提出,就受到场的嘘声。他乃拂袖而去,不提辞职和请假,就跑回南方。
这一来,吓得他的保举人李经羲上呈自请处分。
袁世凯在呈文上批了“追赶回京,交部议处”八个字。
新约法颁布后,国务院正式撤销,代替国务总理的是国务卿。国务卿只是总统属下的一个办事人员,这和内阁总.理的地位大为悬殊了。
国务卿一词是从美国官制中搬来的,并且是日本人翻译的官职,本来就似通非通。可是,袁世凯对这个“卿”字很感兴趣,因为卿常出自皇帝口中,袁世凯对这个“卿”有特殊的情结。
民国三年五月一日,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下令撤销国.务.院的同时,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命徐世昌为国务卿。
以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梁敦彦为交通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
这张名单的主要部门仍是熊内阁的人马,只留了两个冷衙门位置给进步党。
徐世昌被呼为相国,政事堂设左右丞各一人,以杨士琦为左丞,以徐的世昌旧僚属钱能训为右函。张一廏为政事堂机要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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