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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英国领事葛夫找到了他的好友丁怀瑾,想请丁怀瑾劝告唐继尧、蔡锷。
怎知丁怀瑾听了后脸色骤变,义正辞严地答复葛夫说:“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个人也热烈赞成的,阁下错了,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接受阁下的劝告。”
葛夫碰了一个大钉子,很没有面子。他不过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其本人对袁世凯称帝未必没有自己的看法。
于是便嗫嚅地说:“好的,好的,我收回我的提议,愿上帝保佑阁下。”
袁世凯在通过英国外交人员暗中进行说服的同时,也命政事堂给了云南一个复电。
电文中先列举唐继尧以前劝进的各电,然后说:“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
显然袁世凯对唐继尧还心存幻想,也有挑拨蔡锷和唐继尧的关系之意。
袁世凯一生都是玩弄别人,这次却被蔡锷和唐继尧愚弄了一次。真所谓是打了一辈子的猎,却让大雁琢伤了眼。
蔡在北京劝进,借小凤仙诗酒风流,而逃出虎口;唐在云南通电劝进,暗中却积极布置反袁。
起义的准备需要时间,在正式宣布起义之前,蔡锷和唐继尧一方面不想和袁世凯撕破脸,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尽最大可能获得各省的理解。因而当北京统率处以及各省给蔡、唐来电,劝勿激进时,他们均分别复电。心平气和地分析袁氏帝制之不当,和反袁帝制的不得已,这些复电如下:
蔡锷复北京统率处电:“北京统率办事处公鉴:处密。漾、敬电并悉。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可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以东海、范孙、仲仁诸公之忠告,尚不见纳,我辈宁有建言之余地?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出都以来,薄游日本,取道沪、港入滇,耳目所接,群有易丧偕亡之感。人心如此,为在京时所不及料。比者,京外正人君子明辞暗逃,避之若浼。而有力者大都各严戒备,伺隙而动,事实已然。并非造谣。乱机四伏,其何能国。至外人处心积虑,确以警告为干涉之张本,勿论如何措词,只可以愚黔首,不足以欺外人。
“主峰纵极万能,将来之帝制,求得如石敬塘、张邦昌而止。外审邦交,内察舆情,种种危险,皆自称帝之一念召之。眷言前途,哭不成声。主峰待锷,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若乘此时放下屠刀,则国人轸念前功,岂复忍为已甚。胡尔泰暮年生涯,犹享国人之颐养。主峰以垂暮之年,可已则已。又何必为儿孙冒天下之大不韪。君子爱人以德,拳拳数言,所以报也。若乃疑非实情,执意不回,则不同为谋。实所不敢。锷为公义所驱,不复能兼顾私情矣。豪杰并起,勉从其后,卫此民国,死生以之。临电涕零,惟赐鉴察,转呈示复。蔡锷叩。沁。印。”
唐继尧复安庆等省电:“分送安庆、浙江、河南、山西、福州、吉林、上海、齐齐哈尔、张家口(中略)鉴:华密。赐电敬悉。惧左右不察,谓尧等前电系出胁迫,或别有原因,敢掬血诚再尘清听。君主民主本无绝对美恶可言,尧等亦非有憾于袁氏也。惟职此之故,致国家主权丧失殆尽,则尧等尚有天良,万难承认。此次筹安会发生之离奇,事务局选举法之乖谬,段、梁等种种密电之舞弊,诸公同处局中,更何讳饰。
“则主张帝制之是否民意?自不待言。如谓前此何以不言,则如黎(黎元洪)、段(段祺瑞)、徐(徐世昌)诸公皆海内人望,袁氏故人,言之无效,且得罪矣。尧等言之,徒取戾耳。如谓前已赞成,何复反对,则袁氏不惮弁髦《约法》,背弃誓言,尧等此举更何足异。且前此亦欲以体赞成,俾袁氏少颜面,仍徐冀其警觉,还自取消,庶对内对外威信不致坠。此区区之意,而不意袁氏之悍然不顾,终出此下策也。至谓外交困难,近将解决,万非事实。关五国干涉,宁苟而已。某国处心积虑,尤为昭揭。但不惜牺牲一切权利,悉听要求,则何不可解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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