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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佩金的指责,北京国.务.院发电,竭力否认。
唐继尧也有电指摘北京政.府处理四川问题不公。他说他和罗佩金、刘存厚两人都是士官老同学,又曾共事多年,但是“公谊所在,不能偏徇私见”。他认为北京政.府如此处置,“国家法纪何在?政.府威信何在?长作战之风,开凌上之渐”。并声言他准备出兵昭通,作为在川滇军的后援。
不论罗佩金在四川功罪如何,也不论罗、戴、刘之间的是非,但罗有一点是很可贵的,就是竭力阻止滇军糜烂四川。
当时滇军上下都认为刘存厚和川军迫人太甚,滇军受侮太重,因此战意旺盛,罗佩金极力压制。滇军中主战最激烈的团长李植生,竟因奉命不许出战而举枪自杀。
滇军退出成都后,仍驻扎四川最富足的几个县份,如资中、简阳、荣威、富顺、自流井、泸州、宜宾等地。
民国六年五月一日,戴戡宣布就任代理四川督军,同时以会办军务署参谋长张承礼任副官长,蒋方震为参谋长,杜步云为军需课长。戴一身兼四川督军、会办军务、省长三重任。
他深知四川局面的严重性,以黔军和川军、滇军相比,实力最弱,自己因缘时会,有如履薄冰之感。
他不是四川本地人,面临的难题同样是如何让本地人接纳。这是很难的,需要大海一样的胸怀,需要大智慧。而即使有这样的素质,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达成的。
戴戡在护国战争中,和唐继尧等滇军将领关系尚可,和滇军方面的关系没有大问题,也不是主要矛盾,眼前最紧要的应该是处好和刘存厚的关系。
据说,还在“川、滇”战争之际,戴戡曾与刘存厚暗中约定,待罗佩金下台后即把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但罗佩金出走后,戴戡手握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颗印信,无意让出会办。
刘存厚要求戴戡履约,戴却以罗尚在查办期间,俟中央查明以后当再履约为词,故意推卸。刘甚为不满。
如果戴戡能把军务会办的位置交给刘存厚,尽管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应该至少不会很快丢掉性命。但是,戴戡没有。
罗佩金去,戴戡代理川督,对于四川人来说,他们期望的川人治川的目的仍没有达到。于是用对付罗的手段来对付戴,仇滇军的情绪化为仇黔军。
四月三十日,四川省议会通电指摘戴戡“假中立之名,阴谋取利”。提出以岑春煊继任四川督军。
五月九日滇军退驻简阳,川军完全撤出城外,戴戡正式就任代理督军。城内警察恢复站岗,黔军清除成都城内的军事设施,市民情绪趋于安定。
不过,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未遵照命令卸职北上,川、滇两军也仍旧在省城外好多地区时打时停。
刘存厚不久又回到成都,在城外设置军司令部,把以前对付罗佩金那一套来对付戴戡。这样一来,川、黔两军又爆发了战火,成都人民又一次陷入严重的战争灾难之中。
川、黔军开火是七月五日夜半三时开始的,这时正值张勋在北京搞复辟政变,张勋的伪谕中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
黎元洪已经躲到日本使馆避难,段祺瑞在组织讨逆军,当然没有人管四川的事。
此前的七月三日,戴戡在成都皇城的督军署召开军事会议,邀刘存厚出席表明对北京政变的态度,一面派兵把守电报局,检查一切邮电。
刘存厚派代表吴绍良出席了会议,要求督军署先撤去电报局的检查员。戴予以拒绝,并提出驻省川军应该移川北,吴绍良代表刘存厚不予接受。
七月四日刘存厚所部川军从邻近成都一带的防区,源源开到省城北门外,第二天晚上川、黔军遂告开火。
“川、黔”之战几乎是“川、滇”之战的翻版,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
戴戡说刘存厚首先下令炮攻督署,刘存厚则说黔军首先开炮攻击城外川军。
戴说刘接受巡抚伪职,刘则宣称绝无其事。
双方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也都以畛域之见,发出内容完全相反的呼吁和控诉。
退守川南的罗佩金所率滇军,按兵不动,静观势态,举棋不定。
贵州督军刘显世拟派三个梯团进入四川,援助戴戡。刘显世属于研究系,得到梁启超的支持。
川军师长周道刚、熊克武在川、滇军战事爆发时,采取了中立态度。
对于“川、黔”之战,他们于七月七日发电调停:“本月六日渝电局报称:麻日午前三时,成都川、黔两军发生冲突,江门一带火势甚烈,枪炮声不绝。次日接贵阳刘督军鱼日电开:顷得成都戴督军电开,刘存厚甘受伪职,已带兵围成都,戡誓死不降逆、不叛国,祈飞电各省等语。昨晚(六日)十一时,炮声忽起,北门火光烛天,炮弹均向督、省二署乱射。炮声隆隆,至今未息。街断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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