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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一叠声喊冤枉,他说:“我怎么会求助外力,我绝不是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段听了更为生气,就在抽屉中把张作霖的来信拿出来,大声说:“你说没有,这是什么东西,还要在我面前撒谎。”
靳接过来一看,正是自己亲家的来信,信中是替自己讲话,不是求助外力是什么?便哑口无言。
段则怒冲冲地说:“你告诉张作霖,他是什么东西,越来越不成体统了,公然敢干涉北洋派的家事,他配算是北洋派的人吗?他是什么出身?他怎么有的今天?他不过是个马贼,我不提拔他就能有今天吗!简直不知轻重,越来越不像样了。”
靳站在段的面前,走也不是,坐也不是,一直等段骂够了才鞠躬而退。
段祺瑞这次真的动了肝火,他不只对靳云鹏生气,甚至连徐树铮也不接见,避居团河,宣称此后不再过问内阁的事。
三月二十七日张作霖在沈阳作寿,同盟各省的督军均派代表前往祝寿,同时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安福系卖国祸国,应予解散。
(三)安徽督军倪嗣冲久病不能视事,推荐张勋为安徽督军(张勋亦是张作霖的亲家)。
到沈阳寿的各省督军代表外加张作霖的代表,在沈阳会议结束后一同前来保定,来到曹锟的大本营。他们名义上是参加保定举行的追悼直军阵亡将士会,而实际上则是应曹之召,参加保定会议。
保定会议与沈阳会议大同小异,也决定了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赞成直军撤防北归,但须责成吴佩孚与南军有一默契,保证直军撤退后,南军不乘机前进。
(三)宣布安福系卖国祸国的罪状,勒令解散。
从沈阳会议和保定会议的决定中,可以看出奉系和直系虽然联盟,但在各自利益上并不互相支持。张任霖想支持其亲家张勋重回安徽,扩大自己的势力,曹锟则关心直军撤防问题。
段祺瑞避居团河后,闭门谢客。他在北京时,徐世昌和靳云鹏感到事事段都要过问,不胜其苦。现在他去团河不问一切后,徐、靳又感到极为不方便。因此再三再四邀请他回到府学胡同私邸,以便就近承教,段坚决谢绝。
徐世昌只好请在正定隐居的北洋元老王士珍到北京来调停政潮。
四月四日王士珍去团河访段,王对段说:“靳翼青(靳云鹏)是你的人,他们拥护靳内阁,岂不就是拥护你,你生什么气呢!”
段听了觉得也有道理,四月七日曾一度回到北京来。什么事都没干,反而一直被安福系的人包围,报告他的都是一些恼人的消息,一气之下他于八日又回了团河。
奉系和直系虽然口里不讲倒段,但他们深知,不搞倒段祺瑞他们将一事无成。而要倒段就要付诸行动,就要有实际行动者,这个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到吴佩孚身上。
吴佩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撤防北归。
三月上旬,吴佩孚派人把他部队的眷属七百余人护送北归,下令禁止兵士不得无故请假,不得向商人赊欠,不许擅取民间一草一木。并电请张敬尧准备派兵接收直军的防地。其实他已暗中和湘军有约,一俟撤防,就由湘军来接防。
段祺瑞知道此事态严重,三月十八日他秘密地来到保定,请曹锟制止吴佩孚自动撤防。
同时又授意北京附近的驻军五个师长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李进才、刘询等联名通电,借口营房不足,拒绝直军吴师移驻北京。
这时吴佩孚已派参谋王伯相到北京,料理驻兵地点。王伯相到北京后便把实际情形电吴,所有兵房都被边防军驻守,吴为之大愤。
吴佩孚衡阳撤防是个极重大的事件,不但对当时国家局势的走向影响极大,对吴本人的人生也具有决定性作用。
当时局外人都替吴担心,认为他孤军久戍,要从数千里外冒险北归,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可是他却从容不迫,就像关云长千里走单骑。
其实对于撤防问题,吴佩孚是经过缜密的考虑的。由衡州到保定虽然是一条漫长的路,但只有张敬尧的地盘属皖系的势力范围,而吴佩孚根本不把张敬尧放在眼下。由长岳过湖北到河南,是王占元和赵倜的地区,王、赵都已加入八省同盟,一般不会遭人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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