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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刊行之后，又由王惟一负责，将全书内容刻石，并于天圣八年（公元0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针灸图石壁堂”改称“仁济殿”。
宋代，我国的印刷术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图经》完稿后即以付梓。但王惟一恐怕《图经》不易保存，日久湮没或传之出现讹谬之处，创造性地将《图经》刻于石上，昭示大众，便于学者观摩。并于天圣八年（公元0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建成“针灸石壁堂”（042改称“仁济殿”）。
元代至元（277－294）或元贞（公元295－296年）年间，将石刻从河南汴梁（今开封）移来大都（今北京），放置于皇城以东明照坊太医院三皇庙的神机堂内。明英宗正统八年（公元44年），上距王惟一刻石时间，已四百多年，石刻已漫灭不清。英宗令工匠砻石，仿前重刻。重刻上石，将“新铸”二字删去，定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增入明英宗序言，记石刻之沿革。到英宗正统十、十一年（445－446），修筑城垣和东城时，宋·天圣刻石被劈毁，充当修筑城墙的砖石，被埋于明代城墙之下。
965年至97年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明代北京旧城墙的考古工作中，始将宋天圣石刻发掘出土，我们得以重见这一历史文物。石刻确为宋天圣文物的主要依据是，石碑所刻“通”字，皆缺笔少了中间一竖，为章献刘太后临朝，避其父刘通讳使然。
王惟一对针灸医学的贡献有三，一是考定《明堂针灸图》与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二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三为刻《图经》于石。
从《图经》、石碑、铜人的编绘制作，可以出，使经穴理论规范化，是王惟一主要学术思想之一。王惟一在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时，“纂集旧闻，订正讹廖”，做了不少校勘考证工作，对后世学习《内经》原文起了加深理解的作用，并进一步完善了经穴理论。
《图经》、石碑、铜人三者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内容一致石碑起到了保存《图经》内容的作用。铜人对经穴教学的形象化与直观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开创了针灸学的腧穴考试要进行实际操作的先河。[(m)無彈窗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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