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蔡攸升迁 众人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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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攸此时见情况已经明了便悠悠说道：皇上若真南巡暂时不回京师，那太子继位就必然成定局，若以目前的朝堂情况来看，说实话确实不容乐观，耗费巨大的宫殿营造过度的透支了朝廷的税赋，也同时严重伤害了民力。军备方面的松懈导致我大宋空有百万雄师，却少有可护国之军。各种杂税也惹的全国很多地方民生怨道，光这个花石纲就害了不少人，加上漕运阻塞东南的粮食不能及时运到京师，导致北方的物质高涨，连西北、东北的军用物质有时都急缺......这种困局对我等来说也是非常的头疼，要是新君改制立新，也绝非一日之功也。

李邦彦随即也附和道：蔡大人此言甚是，目前局势确实不容乐观，毕竟很多问题也非一日形成，都是根深蒂固久也。李彦也是非常感慨道：下官的感触更深，每年的征收良田，也是情非得已，要不是填补巨大的财政亏空，这种得罪朝廷及百姓的事谁也不愿意去做。谭稹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依我看蔡大人说的对，别的不知，光我朝军队，镇压方腊等农民起义军还行，但是真正到了战场跟辽军、金军那就差距大了，不管是士气还是阵法还是战法，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也。说罢也是感慨的摇摇头。

蔡攸字居安，兴化军仙游（今福建仙游县）人。太师蔡京长子。在宋哲宗元符年间，蔡攸在京裁造院作监守，当时不过二十二、三岁，已颇知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的前程架桥铺路。当时蔡攸每次上裁造院时都能赶上朝臣退朝，他就算计好时辰出来，以便正好能和下朝的端王赵佶相遇。于是，端王每次下朝都能看见一个比自己略长几岁的眉目清秀的少年下马拱手立在一边，谦恭有礼，观之可亲。端王就问左右仆隶，少年是哪家的公子，左右说：是蔡承旨的儿子。端王便在心中暗记其人。

元符二年（公元1100年），宋哲宗驾崩，端王赵佶登基，是为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就赐鸿胪丞蔡攸为进士出身，拜为秘书郎、以直秘阁、集贤殿修撰，编修《国朝会要》，在两年内又升至枢密直学士。蔡京入相后，再加蔡攸为龙图阁学土兼侍读，详定《大城图志》，修《大典》，提举上清宝箓官、秘书省两街道录院、礼制局。当时定书修典的道史官僚百余人，多为史馆、服文馆、集贤院的俊才博学之人，而只有蔡攸懵不知学，以大臣之子的身份领袖其间，很多人心中鄙薄，并不服气。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宋徽宗初置宣和殿，又任其为宣和殿大学士，赐毯文方团金带，改为淮康军节度使。

蔡攸最初与父亲蔡京关系十分融洽。他知道蔡京好比蔡家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树，荫庇着蔡家几百口人。宋徽宗后一度欲罢蔡京相位，先罢去蔡京的党羽刘昺、刘焕等人，指令御史中丞王安中弹劾蔡京。蔡攸听说此事，立刻跑到徽宗那里百般恳求，宋徽宗才改变初衷。后来蔡攸与蔡京权势互相倾轧，加之一些人从中挑拨，于是父子失和，反目为仇。徽宗又另赐蔡攸府第，父子各立门户。有一次蔡攸到蔡京的府第，正赶上蔡京与客人谈话，蔡京让客人稍候，只见蔡攸一进来就急着上前抓住父亲的手做诊脉之状，说：大人脉势舒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蔡京说：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于是蔡攸又说：宫中还有要事，我先回去了。说罢转身就走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把客人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问蔡京：公子为什么不多停一刻呢？蔡京无可奈何地说：你一定不明个中缘由，这个逆子是想因为我有病而罢了老夫啊！过了几天，宋徽宗果然下诏命蔡京致仕。蔡攸又因四弟蔡条受父亲钟爱，就多次请求杀蔡条，宋徽宗不许。

蔡攸历任开府仪同三司、镇海军节度使、少保，进见宋徽宗没有时限，更加跋扈，和王黼一起能够参加宫中游戏，或被留在宫中赐宴，就穿上短衣窄裤、涂抹青红，夹杂在歌舞艺人、侏儒中，说很多市井无赖、戏谑浮浪之语，来博取宋徽宗的欢心。他的妻子宋氏可出入后宫，儿子蔡行任殿中监，宋徽宗把他视如执政，宠信超过了蔡京。宋徽宗留心道家学说，蔡攸又独自倡导成一些奇闻，说有珠星璧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的符应，同道士林灵素之徒争相证明神变的事，于是神霄、玉清宫观遍及天下，都是蔡攸的罪过。

宣和四年（1122年），童贯征伐燕云，蔡攸为副宣抚。蔡攸幼稚无知，认为功业唾手可得。他入宫辞行时，有两个美嫔侍奉宋徽宗，蔡攸指着她们请求说：“臣成功归来，请把她们赏给我。”宋徽宗笑了，但不责怪他。涿州留守郭药师率所部八千人献涿、易二州降宋，蔡攸迁为少傅。宋军进入燕京，蔡攸升为少师，封为英国公。回朝后，蔡攸领枢密院。王黼被罢，宋徽宗想重用蔡攸，不久又后悔，只升他为太保，改封为燕国公。

梁师成见众人都忧心忡忡便开口安抚道：诸位言之有理，但是正是朝局有困难才能让尔等有机会为朝廷出力。要是在太平之日，何来建功立业之所，毕竟乱世出英雄也。刚才我也仔细言听了诸位大人所说，总的来说就是缺良将、缺钱币、缺民心乎？但是我以为这些都是好解决的，毕竟事在人为吗？更为关键的是朝廷的诸位大臣，也就是尔等要有信心，团结一致，我相信诸位刚才所担心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也。

从王安石、司马光的新旧党争开始，我朝朝堂之上的纷争就一直没有停歇过，当然我不是在否认党争，有问题朝中大臣提出来，有不同的意见那是非常正常的，至少不会是一言堂，一人说了算。但是凡事过度了也就变味了，特别是在如今的关键时刻，我建议诸位放下党派之争，一致对外，毕竟无论如何说，外部的敌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而我们内部不管有任何纷争，也是属于我大宋的内政，也就是各自的政见不同而已。诸位以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