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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唐代,市场都是有一定的营业时间,城门、坊门入夜关闭,有比较严格的限制,京师则完全突破这限制,规定三鼓前不得禁止行人,神宗朝还规定旧城各门在三更一点闭,到五更一点开。目前京师有名的就有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等,营业直到三更。京师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400多家资本比较多的大中型工商业者,另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
然而商业发达,朝廷的商税进项就多。目前朝廷实施的城市商税主要分两种:一是商品营业税“住税”,税率千分之二十,二是商品流通税,税率千分之二十。对草市、集镇等次一等的商业场所,允许商人承包税款,称为“买扑”。商税已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支柱,太宗时期,一年商税总额为400万贯,仁宗朝时就达到2200万贯,随后一直保持在1000万贯上下。按“过税”和“住税”的平均税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1000万贯商税所支撑的是4亿贸易额,全国居民大概为2000万户,那么平均每户有20贯的交易额,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同时也反映出我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
对外贸易也非常活跃。除了与辽、夏等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外,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的海上对外贸易。唐代沿海通商口岸只有登州和广州两处,海船航程的最远地点是波斯湾一带。而我朝沿海的通商口岸陆续增加到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通惠镇)和上海、温州、江阴等十几处。
朝延在有关通商口岸设置了外贸专管机关“市舶司”。而我朝海船的航程也更长,最远到达红海口的亚丁湾甚至东非。跟我朝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其中我国海船直楼到达的有20多个。海上外贸取代了以“丝绸之路”为主的陆上外贸的地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对货币的需求激增。朝廷为适应这个需求,逐年增加金属货币的铸造,神宗元丰年间,每年铸铜钱506万贯,铸铁钱88万余贯,比唐玄宗时的铸钱额(每年32万贯)增加了几十万贯,但仍然供不应求,不断出现钱荒现象。
蔡鞗说到这里,蔡京便面露微笑,直接站出来打断道:启奏皇上,关于钱币之事及货币流通性,老臣接下来想具体跟皇上汇报下。其实蔡京此时打断儿子,也是在情理之中,一来对儿子蔡鞗的陈述已经十分满意,这么多的数字,儿子能够记住,也不辜负平时他的一番教导,另外恐怕再说下去,自己这个大宋的华尔街之狼,会被儿子抢了风头,毕竟对于钱币之事,蔡京是知根知底的,也是他亲手操刀的,由他来说不仅可以将其说透彻,也能让儿子留有余地,不会过分的显露自己,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毕竟枪打出头鸟,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又刚刚好,不愧为老谋深算也。
对蔡鞗的陈述我是深感满意,毕竟商业非常的敏感,能将来龙去脉说的如此清楚,对数字的掌握又这么准确,他肯定是下了功夫的,便对殿内众人说道:蔡待制所言甚好,朕心甚慰,加赏为龙图阁学士。接下来那就请蔡太师直言。蔡鞗赶忙领封谢恩,众臣都对他投来羡慕的眼神,蔡京更是喜上门梢,便回复道:老臣遵旨,说起朝廷的货币,那就比较复杂和多样化了。首先按铸币材料分,铜钱和铁钱是正规的钱币,此外还有主要作为礼品和纪念品的金银钱。按面额分,一般有小品、折二、折三、折五和当十钱等,这几种钱有些是足值的,也有不少是贬值的虚价货币。按钱名和年号分,自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铸“太平通宝”钱开始,差不多每改一次年号就铸一种钱,而我朝更改年号又特别频繁,兼之钱名或称通宝或称元宝,因而钱名也极为繁复。按钱文书体分,则真、草、隶、篆皆备,一般来说,每种年号钱至少有两种书体,有时甚至有三种,称为“对钱”。
在行政体制上大宋属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但货币流通却呈现出一种区域分割的态势,铜钱与铁钱的使用有着严格的地域限制,这也是朝廷货币制度复杂性的又一重要表现。早在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四川等地政权就已铸行铁钱,目的在于控制本地区的金、银、铜钱等财货,免致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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