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4章 十六届五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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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4章十六届五中全会

京城。

华夏**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之前，包括省委书记李元焯、省委副书记周正江、萧宸等江东省委领导在内的华共江东省所有中央委员乘机前往京城，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大会。

“面对着成效与缺陷兼有、希望与mí茫并存的现实，有的想走向过去，有的想走向未来”，对决策者的一些揣度和期待，正让位于对其具体治国方略的理解和运筹……个税法听证，专家建议起征点5000元；华夏整体竞争力下滑：“神六”最快10月中旬发shè；京城楼市不存在观望期；油价调整要小步快走与国际接轨；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组分赴各地调研；《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出台，高度重视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

9月26日，随便打开一家新闻网站，都能看到这些消息。一切看似平常，却蕴含着华夏进入新的转折期的信息。

按照既定安排，华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于10月8日至11日在京城举行，主要议程是：华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十一五”（2006―2010）的到来意味着，华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的关键时期。华夏究竟要走上一个什么样的新路途？能否给全世界关注华夏的人展示一个清晰的未来，打消或者减少外界一些人对华夏崛起的恐惧与担心？这些问题，已然成了近段时间媒体关注的焦点。

“五年一次计划修编，看似例行公事，其实大为不然。尤其是编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重要转折，或说一个新的开始。它不只是计划改称规划、指令性质变成指导性质，以及指标、项目等事务性质或应用之类变化，更重要的是在涉及方向、轨道性质方面具有重要特点。”华共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

2002年的11月14日上午，温文尔雅的顾挽澜和他的八名华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事一起，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聚光灯前。此时，全世界都在猜测：这些在革命战争结束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会把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带向何方？

如今，近三年过去了，执政经验的丰富和执政理念的成熟，使“新领导集体”的“新”有了更深刻的内涵；三年前对决策者的一些揣度和期待，已让位于对其具体治国方略的理解和运筹。

“本届领导层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面对着华夏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华共中央党校研究室的辛鸣博士告诉记者，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的深入，让华夏的一举一动都与世界牵连，而国内的改革攻坚也碰触到了无法回避的体制障碍。

华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不久前载文称：“面对着成效与缺陷兼有、希望与mí茫并存的现实，有的想走向过去，有的想走向未来。”

9月底，华共江南省委书记薛远岚发表了一篇署名长文，纵论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在江南省，农民工已占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

薛远岚开出的“药方”是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从保证其劳动所得，提供低廉住房、养老保障等社会服务，到关注其精神上的尊严和归属感。

有学者这样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是政绩，维护社会稳定同样是政绩。”

在经历了**冲击、宏观调控之后，华夏的经济增长仍旧保持了2003年10%、2004年9.5%的高增幅。但也有人认为，投资拉动仍占了很大比重，而且，经济效率不高，资源làng费严重，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那么，“十一五”期间，华夏经济会以什么速度增长？这是一个许多人都在猜想的问题。有专家预测，未来经济增速可能调低到9%以下。

顾挽澜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提出，“十一五”时期要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人们注意到，“平稳”两字的分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个方针什么时候都不会动摇，“不管以什么名义、什么理由来改变它，都是极其危险的。”有学者这样说。

华夏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否则化解就业难题、社会稳定问题等挑战的难度就会更大。

在“十一五”期间以及更远的将来，发展始终是硬道理，只是，不能再沿用以前的发展模式了。要通过对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进行根本性改革，来增强发展的后劲。

据某些相关部门放出的风声，“十一五”规划将突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做到节约、清洁、安全和可持续的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某媒体曾发表的《华夏软肋的暴lù》一文，对华夏的发展提出预警。当时，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全球竞争力报告2003―2004》，表明：华夏国际竞争力较上一年度有明显下滑。而两年之后的今天，华夏国际竞争力又一次传出下滑的消息。

当时担任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的卢佩斯.奥古斯都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从长远看，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是技术创新。”奥克斯都说，在过去20年中，华夏经济发展很快，但科技进步却不快。华夏的技术排位非常低。

五中全会会就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重大科技难题作出安排。原始性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这三种能力将被得到强调。

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一道，都被认为是未来华夏发展的重要内涵。

决策者认为，未来华夏应是一个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都会得到空前提升。

8月中旬，央行在2004年华夏房地产金融报告中建议取消房屋预售制度。知名房地产商任志强随即公开发表“万言书”，质疑央行报告“逻辑húnluàn”、“荒谬”。

任志强毫无顾忌地与央行“叫板”，令人侧目。据了解，一些地方政fǔ和部门，在反对央行这项建议上，成为了无声的后盾。

不久前，教育部常务副部长萧茉严厉批评一些地方政fǔ不落实中央的教育政策，也引起舆论热议。

今年2月，新修订的《政务院工作规则》明确提出，“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政务院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确保政令畅通。”

“‘确保政令畅通’、‘维护中央权威’等词汇被本届政fǔ反复提及，这在2004年中央政fǔ推出宏观经济调控举措之后尤为明显。”政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副主任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这样表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改革着力推进之时，郑南巡、萧飞就曾强调必须维护中央权威。显而易见，将“确保政令畅通”明确写入《政务院工作规则》，表明中央已经注意到这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2004年下半年，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李明昭在接受采访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地方和部门不讲真话，‘欺上瞒下’，这是我党最大的危险。”

中央党校研究室周副主任认为，目前全国各级政fǔ部门每年收费总收入高达8000亿元，其中统计外的收费收入保守估计也有3000亿元。这些通过部门进行的收费，是形成部门利益的重要因素。

刚刚公布的审计报告表明，去年预算执行，商务部曾虚报五亿，民航总局sī存八千万，外交部等挪用财政资金，教育部门luàn收费1.54亿。

有政治学者认为，如何打破业已形成的利益框架，使中央政令畅通无阻，成为影响未来华夏发展的一个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十六届五中全会，被认为是“进一步统一思想的会议”。

三年来，中央领导层十分重视统一思想。顾挽澜率先垂范，多次到革命老区，到最贫穷的地区视察和调研，告诫全党，中央将用什么理念、什么方式治理国家。顾挽澜本人还在岭南给最基层的党员上党课，讲“五个统筹”的具体内容。

2005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顾挽澜作了一个讲话。有评论说，这个讲话是他代表中央第一次全面地阐述治国思想。

8月19日至23日，顾挽澜在中原、赣西、潇北考察工作，主题是“就‘十一五’时期华夏经济社会发展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进行调查研究”。他继续强调统一思想。

最近，多位专家一致认为，顾挽澜的这一行程，是为接下来的五中全会和“十一五”规划“吹风”，并了解各地的意见，实地观察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情况。

他强调，要准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准确认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指导思想上形成共识，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合力。”

另一个受关注的方面，无疑是人事问题。2004年12月初，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易人为序幕，新一轮省部级干部调整启动。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三个月后的这bō人事变动，涉及八个省（区）、两个国家总局、一个政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党政一把手，其中14人履新，四人退休。

省部级官员的变动一般是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个调整周期。而这次的人事更迭发生在党的**与**之间。

其中，也有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如许岸秋卸任广电总局局长，出任中原省委书记。宁徽省委书记调任广电总局局长。

2005年7月，又一次动作颇大的高层人事任免公布，六位省部级官员职位变动，涉及司法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两家中央部委，以及河东、潇南两省。

外界注意到，这次调整涉及的省部级高官大多数没有完成原有职位的任期。

华夏高层干部变动的另一个信号是，经济、社会管理型官员在决策层中增加。统计显示，2003年“两会”以后，华夏的省部级领导中，文科学历的已占多数。辽安省委书记罗明成、江东省委副书记萧宸二人，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和官员学历背景变化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共和国一代”成为执政的生力军。

罗明成、李元焯等都是“共和国一代”，几乎都刚过40岁即获副省部级高位，而历来被外界关注的江东省委书记萧宸则更加年轻，作为七十年代初出生的最年轻中央委员，他被视为最有可能成为第六代领导集体一员甚至核心的“共和国二代”。

目前，在华夏大陆31个省区市的党政“一把手”中，“共和国一代”已遍布三分之一的省份。

学者分析，“共和国一代”大多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时的77、78级大学生，本身是精英，又恰逢国家人才短缺，他们在80年代初甫一毕业就被国家各大机关、研究院校和大企业吸收。他们大多数人也曾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普遍具备求真务实作风，切实关心人民疾苦，并在思想和行动上高度与中央保持一致。

另外，人们注意到，在“十一五”规划编制的过程中，除有相关机关、组织参与外，还出现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身影。这在广义上有利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据记者了解，不少地方、部门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包括互联网，发布有关国家、地方或部门编制规划动向，征求群众对规划的意见。截至今年8月下旬，网上有关“十一五”规划的信息，已经接近100万条。这开创了华夏规划史上的先河。

辽安省委书记罗明成把公众参与视作人民应有权利。他说：辽安在制订规划中，要采取各种有效形式，进一步畅通社会公众参与规划编制的渠道，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保障社会公众了解和参与规划编制的权利。

人们十分关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关注着华夏政治文明的进程。

顾挽澜最近强调，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法治的社会。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华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如君在《京城日报》上就“华夏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发表专论。文章称，华夏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不能仅仅讨论一些抽象的原则，而是要研究建立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特点的利益协调机制。“要形成这样的利益协调机制，从根本上说，必须不断完善我们的民主法治。”

9月初，华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载文称：没有民主性就没有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