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九章 私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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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有人说过的一样，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无非是为了那块地而已。而朱允炆现在是最大的地主。

他解决了内患，大明境内已经很久没有进行过战端出现了，最近的战争也是在几千里之外的印度和朱棣领导对奥斯曼帝国的征伐。

在自己亲自统帅的总督军镇制度，牢牢的控制住所有的武装力量，在大明境内基本上没有超过一千人的非皇权武装建制存在，就连是最受信任的藩王朱有炖等人，王府护卫武装也不过是八百人左右。

这样避免了藩王坐大，但是这样做，无疑削弱了藩王们的震慑力，为了弥补这一点，朱允炆规定了各地军镇要维护藩王们的利益，只要是不违反大明律，其余的事情都以皇室成员为优先。

即便是这样，藩王们依旧要仰仗军镇中人的鼻息做事。也幸亏朱允炆当初制定军镇制度时，规定了总督的任期为五年，不得连任两届。如此以来，地方上最熟悉情况的仍然是藩王，保留了一些颜面。

军镇总督卸任后不得在朝中任职，最多再大明参谋部或者军事学院中顾问。藩王超过四十岁之后要回到京师皇事院中议事。这样以来，造就了大批被迫告老的官员和藩王。而朱允炆还刻意的促成致仕总督和归京藩王的联姻。这样以来，可以消化掉许多致仕总督，让其以皇亲的身份进入皇事院议事。

朱允炆的心里，是在打造有大明特色的议会。将皇事院打造成另一个时空的议会形式，让其间接参与政治，才是真正的目的。这二十年来，有很多总督和地方布政使被这样的拉进皇事院中。

而朱允炆也密切的观察着皇事院的一举一动，到了建文二十六年，情势已经十分明朗了，大明在皇帝集权的情况下，内阁、皇事院和司法部三足鼎立的状态已经形成。

在这么多年中，他不断的调整皇事院和内阁中的各派系人员的比例。此时皇事院成员已经超过了二百人，而内阁也根据需要扩充至十七人。一切都在按照朱允炆心中想象中那样发展。

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问题。这个他最感到头痛的问题。

在朱允炆的设想中，随着种子的改良，亩产的增高，农民的生活平稳。而赋税也会随之而增加。

在朱允炆的设想中，随着自己的鼓励商贾，发展海上贸易，大明有了平稳的经商环境，相对又给了部分商贾步入官场的机会。那么商业税赋也会随之而增加。

做到了设想的一切，那也应该如设想中那样，大明应该十分富庶，国库充足，粮食满地了。事实中也是如此，大明逐渐繁荣起来，但是朱允炆却发现了一个无可争辩的结果。

大明现在私产遍地，朱允炆删除了部分逾制之罪。让有钱人可以尽量的兴建高楼、园林。在苏杭、扬州等很多地方。出现的一些园林竟然比紫禁城内还要奢侈，而这一切都让来自于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觉得不可思议。

但朱允炆还是感觉到不利，特别是他几次的微服私访，却发现，大明境内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百姓依旧是仅仅温饱。家里还是没有余粮，虽然比之蒙元时期的生活好了很多。但是距离朱允炆的希望还差的很远。

而国库自然是十分充足，朱允炆当初守财奴似得强制发行大明宝钞。在国库中积蓄了大量的金银，随着时日的渐长，大明上下也习惯了宝钞的使用，对于金银只是作为制作饰物、器皿的原料，和玻璃基本上同等看待。

本来在另一个时空中已经习惯了纸钞的朱允炆，此时得到了空前的满足，但是发展经济远远不是改变民众使用习惯就能做到最好。

朱允炆此时才感觉到，自己满库的金银，并没有起到使国家富强的作用，而是宝钞提举司多年上奏的折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朱允炆才发觉到，虽然宝钞不断的印制，但依旧满足不了现在民间的需求。

印制宝钞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但是通过微服私访，依旧没有看到百姓生活的完全改善。

二十多年来印制的宝钞到那里去了，还不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两极分化的严重，开始，朱允炆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把大明带入了一个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

按照另一个时空的说法，这是一种进步，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可是通过频频召见户部尚书陈瑄，朱允炆才大吃一惊。原来自己所认为的繁华大明竟然存在着许多隐患。

国库的那些金银不能流通，只是一堆废铜烂铁而已。

而在户部的账面上，大明现在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也幸亏大明最近这几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和灾荒，否则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为什么会发生财政困难？难道说自己领导的国家，赋税收入居然还无法应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么？要知道历史上许多比大明小得多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连年军事行动都尚且游刃有余。

难道自己真的不是一个做皇帝的料吗？朱允炆当时心里就有些挫败感，他听懂了陈瑄的暗示，要不是洪武年间留下的底蕴，恐怕建文朝已经出了更大的问题，其中主要一个原因，就是皇帝不会敛财。

为什么在洪武年间的时候，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以及发生饥荒的时候赈济灾民没有任何问题。而到了现在就不行了呢？

难道是因为自己能力的问题吗，经济处于不断衰退中？

可这显然背离了事实，怎么会这样，大臣们不是都告诉自己，现在大明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达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洪武年间与之相比是望尘莫及，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陈瑄所暗示的呢？

陈瑄当上户部尚书不是偶然的，是一份奏折引起了朱允炆的注意，那是建文二十四年。陈瑄在户部侍郎的职位上上奏，请皇上注意到大明几十年来的赋税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国家的赋税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收入基本不变，开支却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这样当然就造成一定的困难……。

朱允炆从那时才注意到自己所领导的帝国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虽然鼓励商贾，发展海上贸易。但是国家商业税收入竟然比洪武年间只是多了一点。

沿袭朱元璋的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为了进一步的调动商贾的积极性，朱允炆进一步的放松了对民间税收的管制。比如说：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