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世纪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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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钥匙》

――摘选自《亚洲的通货和财政》

作者：英国《经济学杂志》主编约翰；梅纳德，剑桥出版社1913年。

翻译：好龙公

这篇文章是一位驻外海军高级军官的经济学爱好者翻译的。考虑到照顾翻译者本人的意愿，我们不介绍他的实际身份。本刊发表这篇文章并保留了原作者的一些不适当的用词，只是为了给读者借鉴与参考，并不代表本刊同意文章中的观点或证实文章中的论据。原文前面的段落，文章作者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立场，对上海开埠历史进行了歪曲片面的介绍。因为考虑到读者诸君对此段历史都有清楚的了解，同时也为了对原作者反动的殖民主义立场表明我们的态度，本刊发表的部分将从原文第二部分开始。敬请读者诸君留意。

――中国上海《国际经济瞭望杂志》编辑部，1914年9月

（前段省略）

……

在1866年杨军攻克太平叛军的故都南京后，上海就陷入了一种紧张之中，这座开埠才二十年的东方城市，还仅仅出现了腾飞的端倪，便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当时不少投资者甚至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日本的江户。但是，这样的局面很快就结束了，杨政权分别派遣总理容以及外长章频繁和包括英国总领事温思达（bsp;a.wier）、法国总领事白来尼（m.brenierdemontmorant）、美国总领事熙华德（g.f.seward）、普鲁士总领事德登贲以及工部局董事会总董耆紫薇（williamkeswick）、法国公董局总董波礼弗（e.bonneville）等广泛接触，表示只要承认杨政权，杨政权欢迎并鼓励外国的投资和经商，而且强调保证各国的利益，不会向租界进军。同年8月中英法在广州和谈会议上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上海将成为自由市，英法在不得不放弃治外法权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在跑马厅以东、苏州河以南、城厢以北的上海原租界地带居住权30年，在这些租界区域，英法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保持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将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合并成立联合工部局，设立董事15名，规定了3席必须是中国人，同时还增加1席中国政府代表的董事席位。自此，租界之称改为居住区。然而，协议同时规定，城厢以外，真如－法华－龙华一线为止的浦西、苏州河以南地区的任何开发必须通过联合工部局共同协商。

次年1月，杨军队接管了上海道台，成立了上海市，任命国内战争的名将王得贵为首任市长。王市长到任时，看到外滩英法居住区繁华建筑，不由感慨上海华区的落后，他于首次市民联谊上会发出豪语，要鼓足干劲开发浦东，在外滩的对面，建立中国人的新外滩，以“扬眉吐气、不在中国的土地上输给外国人。”之后的茶话会上，王还志得意满地对记者放言：“别以为老子没文化，咱的辜参谋都告诉咱了：咱们祖先在城里住瓦房的时候，洋鬼子他祖宗还住林子里呢。阿房宫有洋人吗？长安城有洋人吗？现在咱们建设大上海，我老王就要给大家伙瞅瞅，咱是不是都得要靠洋人！”

至此，上海进入了第一波建筑高潮，在浦东一带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新设了洋泾、塘桥、杨思、三林四个区，规划了行政中心、金融枢纽、商业街以及诸多居民点，这次高潮的象征就是耸立在上海江海关对面的将中国民族特色融入西方建筑格局的大厦群，这些大厦中，就有号称当时世界最高的银盛大厦，这座大厦基部是希腊多里克式的石柱支撑起的九层钢筋混凝土大楼，中间的三层土木结构宛如华美的中国宫殿，令世界瞩目的最高三层则好像是山海关和嘉峪关城楼的合体。这座大楼的所有者是才华横溢然而又命运不济的工商巨子杨坊。杨坊为以该楼为代表的浦东发展可谓投入了毕生的积蓄，由于最终资金周转不济，不得不迫使他走了一条不归之路。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个浦东投资杨坊得到了来自杨沪生的保证，保证政府给予充足的资金作后盾，然而由于国内战事尚未完全停息，政府在财政上一直都在赤字的边缘，所以当时的金融体制无力让新政府实行赤字运作，杨坊的努力最终还是被形势所出卖，当银盛大厦在1874年剪彩竣工时，其主人早已远赴黄泉，新的所有者成了当时就原商业部长胡光墉的阜康集团。

浦东开发后不久，各种问题随之而来，最为突出的就是规划时便屡次被提出交通问题，尽管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环，修建了高桥到嘉善的高嘉铁路，但是由于绕道过远，铁路从通车之日起便陷入了亏损。同样由于交通不便，很多居民点无人问津，烂尾建筑比比皆是，市民谑称其为得贵坊。

为了缓解交通问题，在黄浦江上始兴架桥之风，第一批规划便兴建了6座铁桥，由于上海港的繁盛正是赖黄浦江之惠，其中四座铁桥建于龙华以南，分别位于龙华、长桥、塘口以及闵行，其中长桥和闵行之桥为铁路公路两用。而另外两座则建于主要港口的要道，分别在庆宁寺和塘桥，塘桥铁桥将沪杭甬铁路的延伸过江，于塘桥镇连接高嘉铁路，桥梁采用升降式开启桥，即在主航道之处建立两座高塔，一旦有大船通过，则停止车辆通行，将桥面升起，船舶通过以后再落桥通车。而庆宁寺大桥则设计为旋转式开启桥，由于该地带江面较宽而西侧为沙洲，施工时全面疏通主航道将其堆积成人工岛，在岛上再立桥墩，有大船经过之时回旋桥身。然而桥梁风潮引发了严重的财政问题，而且根据联合工部局的警告，开启桥不可能完全解决交通问题，同时也会给航运带来潜在危机。因而，未等铁桥全部开工，王市长在1871年即被荣迁为第一集团军群总司令“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越大兴安岭与俄军作战去了。

与顿挫的新市区建设相比，由联合工部局管理的浦西地区的开发却日臻完善，虽然从外表看来没有浦东的豪华，但是市民中却流传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的讽刺之词。王市长卸任以后，新一届上海市长改由原船舶部部长沈葆桢担任。沈市长中止了气势恢弘的庆宁寺大桥工程，延缓了耗资庞大的龙华铁桥工期，制定了一系列比较务实的市政建设规划，加强和联合工部局的沟通，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浦西的建设，使上海市区开始扩展到了法华镇一带，基本上完成了根据广州协议规定的华洋共管区域的开发建设，同时又使老城厢过密的人口得以缓解，大量的居民乐于迁往新闸、江境、法华以及漕河泾一带。同时，由于黄浦江上的桥梁工程也在沪南市郊形成了诸多新兴城镇，比如长桥、华泾、曹行、北桥以及闵行等。由于沈显其名于造船业，故而他在上海也不忘其旧业，除了扩大高昌庙江南制造局的规模，使之能够制造重型铁甲舰。1876年，他还聘请荷兰工程师奈格任总工程师，实施整治，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后提出了黄浦江整治方案。他采用约束吴淞口浅滩，规定黄浦江浚浦线位置，使黄浦江航道顺直，江中主航道的深度达到了7.2米。随后，沈市长利用王时代在黄浦江堆积的人工岛，在岛上建立了一所新的船厂，定名为大中華造船厂。同时岛上建立了浚浦局，负责常年疏浚黄浦江水道，还利用海军资金建立了海军军械局，至此原来几乎荒废的人工岛面目一新，故此该岛被命名为复兴岛。

1873年，沈葆桢邀请因兵败被俘获释而隐居上海英国居住区的前清两江总督李鸿章，让他出面成立“轮船招商公局”，不多久这所航运公司便成了最大的华资远洋公司。以招商局为代表，上海出现了一大批既独立于国家官办企业，也独立于“洋行”的民族企业，比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昌铜铁机器厂、上海玻璃制造厂、申新纺织厂、天厨味精厂以及日后在国际动力技术舞台上执掌牛耳的巨硬公司等，这些企业逐渐起到了引领国内该行业的先锋。

1876年，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经过长期准备，中国在这一年正式进行了内阁选举，长年以来的带有战时性格的举国一致内阁宣告中止，协作已久的社会党和自由党，还有一些数不清的小政党开始依照宪法普选，结果是社会党赢得了81％的议席，自由党获得了17％的议席。获得压倒性胜利社会党人推举了原内阁副总理兼铁道部部长李天秀为总理。这样，中国成立了以社会党执政的内阁，原来的自由党人总理被选为国家主席，副主席则又重兵在握的社会党人、旧官僚左宗棠担任，两位国父则看似退出了政坛。对于具有数千年专制历史的中国而言，这一步是应该是难能可贵的。杨、史二人的淡出政坛，毫无疑问也是师法乔治；华盛顿，其人格之高洁看似不容置疑，他们欲使中国从此脱离专制之迫切之心也似乎显而易见。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若要彻底消除专制顽疾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杨史二人退出后，中国的1876政体的实际状况是，主要权力被刚刚击败俄国，威望如日中天的左宗棠所把持，李总理成了左的玩偶，而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容闳也只能为消除左宗棠在外交上的不利影响而疲于奔命。

这场选举对于上海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左宗棠副主席放言“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而令上海金融市场出现了一度的混乱，外商的投资开始猛烈地退潮了，中国依赖进口的原料，比如铜、机器零配件、橡胶等价格猛涨，与此相关的企业股票大落，整个上海的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容闳新主席怎么样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局面，他开始不断接见驻华使节，由于国会由社会党人把持，足够让外资稳定的措施根本不可能被通过。万般无奈的他不得已敲响了已经“闲居”府中的国父们的大门。这样他终于切中了肯綮。国父们几句“要以国事为重”的发言轻而易举地摆平了桀骜不驯的社会党议员，在回答《泰晤士报》、《费加罗报》等国外媒体记者采访时，史前主席称：“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我看完全可以考虑采用更加进一步的开放政策么，外国资本也不用仅仅局限于外国居住地。”

这句话似乎给沈市长给予了暗示，上海市议会在1877年的3月通过准许外国人购买居住区以外的上海土地，作为“开发区”的决议案，并上报国会批准。此举终于挽回了上海商界的萧条局面，外资又开始逐渐融入上海市场，该年年底，狭小的外国居住区以外，第一块“开发区”在张园附近的地区被英商购入，同时，通过外籍军团司令罗歇里奥将军的暗中斡旋，大量的法国资金投入了打浦桥以北的区域，与原来的法国居住区连成了一片。随后，各国资金接踵而至，随着各国资金的投入，各国移民也开始聚集。其中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犹太资金，在虹口、杨树浦以及闵行一带出现了大量的犹太人聚居区。其他著名的，位于相对繁华地区的是：杨思黄浦江畔的“小汉堡”、虹安镇水网地带的“小威尼斯”、提篮桥东边的“小鹿特丹”等；当然也有比较偏僻的，像真如的“小图拉”、曹行的“小孟买”、彭浦的“小江户”、周浦的“小巴格达”等等。

沈葆桢市长在任内于1879年去世，后继者盛宣怀为上海最初的民选市长。上海市联合工部局也在1882年选出招商局总裁李鸿章为总董，这两位通力协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了1890年代，上海算是恢复了一丝元气。整个市政慢慢步入了正轨，整个城市可以称其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不，不能说是博览会，事实上更可称其为建筑协奏曲、交响曲、变奏曲、幻想曲。整个市政风格兼中外之风貌，建筑式样合东西之精华。为了尽可能地满足大量的移民，地产商在原来冷僻的郊野上筑起一批住房。为了节省土地，在有限的面积上容纳更多的人，并容易为同时为中国人以及外国人所接受，这些住房采取了被西方人称为“联排房屋”的建筑形式。这就是石库门房子。石库门住宅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多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坡型屋顶常带有老虎窗，红砖外墙，弄口有时带有中国传统式牌楼。大门采用二扇实心黑漆木门，以木轴开转，常配有敲响时铿然有声的门环。门楣做成传统砖雕青瓦顶门头，外墙细部采用西洋建筑的雕花刻图，二楼有出挑的阳台，整体架构基本由天井、客堂、厢房、亭子间等构成，这种式样的房屋成了集中外建筑格局于一体的上海民居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