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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年过去,孟殊还是没能加入济世派。他的《数学》勉强达到初中水平,毕竟加减乘除以前学过,并非从零开始的稚龄孩童。
可惜,济世派已经离开山东,临走前扔给他一本《物理》。
孟殊按捺不住内心躁动,带着祖父遗留的文士剑,穿着一身棉夹袄就启程游历。
北走数日,便遇到一群农户,数十人结伴而行。
此时已经入冬,孟殊秉承济世派精神,去打听此县之民生状况。他趁着这些农户,集体停下吃干粮的间隙,上前抱拳说:“吾乃曲阜童生孟殊,叨扰各位父老了。”
这些农户大都沉默不语,只木讷的看着孟殊傻笑。
一个中年农民抱拳道:“草民崔友光,见过孟相公。”
孟殊连忙摆手:“童生而已,不敢称相公。冬季已至,数十农户结伴,这是要去应役吗?”
崔友光笑道:“今后不必应役,官府拿银子雇人做工。”
“此政小民也知?”孟殊惊讶道。
崔友光立即打开话匣子,颇为兴奋地说:“官府告示,贴到了俺们村的村塾,这事早就在村里传遍了。告示里还说,今后谁敢乱征丁役,就去县衙告状。县官不管,就去府衙。知府不管,就去布政司。都传俺们山东百姓运气好,遇到好几个青天大老爷,以后的日子可有奔头了。”
古代的农民,有可能一辈子不进县城,地方信息传递掌握在士绅手中。
桂萼为了顺利推行一条鞭法,在公布每人或每亩纳税系数的时候,不但把公文下发给各地知府,还以告示的形式公之于众。
布政司的差役快马四出,将告示张贴于衙门、庙观、市镇、仓场、钞关、驿站、港口等处。又让按察司(学政官往往是按察副使),把告示发往各级学校,再由学校里的学生,誊抄回各自里甲、乡村学校公布。
尽量杜绝偏僻地区的小民被蒙蔽。
一条鞭法包含田赋、丁役、杂税,虽然计算方法非常复杂,但计算出每年系数之后,农民交税却又非常简单。便是村塾老师,都能根据纳税系数,轻松计算出大家该交多少税。
孟殊问道:“那你们这是结伴去做甚?”
崔友光笑道:“纳秋粮。”
孟殊惊讶道:“都自己主动送去县里?”
以前交税,田税交给粮长,丁役和杂项交给里甲长,县里只需找粮长、里甲长讨要。每逢交税季节,催税跟催命一样,哪有百姓踊跃交税的事情?
崔友光说道:“今年粮税丁钱并在一起收,听说杂项也不交了,摊下来少得很。俺们去县里看看,是不是真这么搞,要真这么搞可享福得很。”
别看一条鞭法计算复杂,以前的赋税更复杂。
田赋还有个标准不变,丁役和杂项简直五花八门。就连州县官员,都有可能搞不清楚,老百姓就更不知道自己该交多少税。如此,就给文吏、皂吏、里甲长、粮长们可乘之机,欺上瞒下胡乱给百姓摊派苛捐杂税。
老百姓或许不识字,算不清楚交税细节,但绝对不是一个个傻子。
一条鞭的征税告示贴出去,他们请人用算盘一敲,就知道今年要交的赋役大大降低。唯一担心的,只剩官府出尔反尔,今后还要胡乱摊派杂项。
今后各地御史,只要是实行了一条鞭法的地方,御史主要工作即看地方是否有加派。
一旦加派,便是违法,知县考核评最劣等,情况严重者由按察司来法办。
孟殊又问:“赋役全折为制钱,小民一下子能拿出这许多?”
崔友光说:“种棉花的肯定能拿出来,棉花有人抢着收,而且还不压价。种粮食的就不好说,新粮总是被压价,收成越好压得越厉害。”
孟殊说道:“谷贱伤农。”
崔友光道:“对,就是这道理。不过还算好,只要家里不出状况,还是能凑出税钱的。”
这玩意儿真没办法,朝廷改征收实物为征收银元和铜钱,目的是减少实物税收的运输成本,减轻老百姓的纳税压力。但老百姓必须把粮食换成钱,全靠商贾来收粮,商贾必然趁机压价。
在新中国,粮站普及到乡镇一级,农民直接把粮食交给国家。可明代很难实施,每个乡镇都有粮站的话,不知会滋生出多少蛀虫。
幸好,王渊提前十多年,用蒸汽机铸造银元和铜钱,又有海外白银、铜料供应,民间有足够的制钱在流通。不像张居正改革,铜钱混乱无法定价,只能收取银子。银子又不成定制,地方还得把散碎银子融为银锭,结果诞生出“火耗”这怪胎。
王渊的一条鞭法,没有火耗,要么交银元,要么交铜钱。
随着大量的海外黄金、白银、铜料流入,户部和工部凭借蒸汽机铸币,印钱越多就赚得越多,相关机构简直已经疯了,恨不得机器全天候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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