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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十一月,辽东天寒地冻。
王骥所在的海船,被朝廷紧急征调,从天津和山东运粮前往辽东。
辽东总督聂豹,辽东都司张猛,辽东总兵俞大猷,三人联合清查辽东军田,同时还伴随卫所制改为营兵制。
这是要掘世袭武将的根子,终于在秋天激起叛乱。沈阳中卫、铁岭卫、定辽右卫(丹东)、三万卫(开原)皆反,甚至勾结女真各部作乱,言官们纷纷弹劾聂豹、张猛和俞大猷,但王渊一锤定音将三人强行保住。
王骥已为辽东官军运了两趟粮草,终于在第三次到达旅顺口时,一位官员对他们说:“你们不用再来了,运粮费自去找兵部结算。”
众人忍不住打听,却是辽东叛乱已平。
这些家伙从秋天开始造反,被俞大猷带兵打得抱头鼠窜。不过东北的深山老林很多,叛军失去城池之后,反而变得更难对付,期间俞大猷还遭伏击兵败一次。
入冬之后,形势彻底扭转。
大量参与叛乱的官兵,受不了可怕的严寒,每天都有士卒逃回卫城请降。渐渐的,一些中低级军官,带着部队成建制投降,只求能保住一条狗命,就算被流放殷洲他们都认了。
而那些高级武将,却绝无投降可能,因为他们必死无疑。
这些家伙跑去投靠女真部落,如果换作其他季节,女真酋长还会跟他们勾结,一起跑到大明境内劫掠。但冬天有啥意思?大明官军那么厉害,这些叛军跑过来,只能浪费女真部落的粮食。
于是乎,陆续有三个指挥使,被女真各部酋长砍了脑袋,送到辽阳请求朝廷赏赐。另外一个指挥使,则早就被俞大猷阵斩了。
辽东局势就此安定,大量军田被分给军户,所有军户就地转为民户,甄选其中部分青壮编为营兵。
卫所制,在辽东成为历史。
次年正月,朝廷设置辽东布政司、辽东按察司。辽东边镇就此消失,今后当呼为辽宁省。
大明辽宁省地界,几乎跟后世的辽宁省一模一样。西边到达山海关,南边则是沿海区域,北边和东边都以山峦、河流、边墙为界。
为了防备异族入侵,辽宁各地依旧驻扎有重兵。但都不再是卫所,全部转为营兵(武将流职,士兵招募),分设沈阳营、铁岭营、抚顺营、三万营(开原)、凤凰营(丹东)。
顺便一提,山西、陕西、辽东以及各边镇,陆续由卫所制转为营兵制,再加上食盐开中制被废除,导致中央军费支出翻了十倍。
卫所制配合开中制,等于地方军费自给自足,无法自足就用盐税去补,盐税补不起再让地方官府筹措,最后还有缺额才由中央财政提供。这样搞下来,朝廷大臣倒是省事儿了,却让地方官府和商贾百姓苦不堪言,贪腐损失反而是正常军费的好几倍,并且朝廷还渐渐丧失对军队的控制力。
历史上,明朝的能臣为啥不能更改军制?
无非政治、经济和军事原因。
敢动卫所制,必定激起叛乱,有可能叛乱还未平息,倡导改革者就已经被罢官下狱。
就算扛得住政治压力,也扛不住财政压力。卫所制取消之后,中央军费开支成倍提升,大明君臣上哪儿找那么多钱补窟窿?
另外,军事压力不仅是官兵叛乱,还有蒙古、女真虎视眈眈。改革初期必然生乱,明军一乱,则蒙古、女真趁机闹事,谁敢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王渊也是先把蒙古和女真打趴下,消除外部军事压力。再进行币制、税制、盐政改革,让国库银子变得多起来。如此,最后才敢对卫所制开刀,先后次序不能颠倒,否则大明就将乱成一锅粥。
辽东军制一改,还剩甘肃镇需要清理,到那个时候,整个北方就没有卫所制了。
反正改到哪里,哪里就人头滚滚,总有头铁的会冒出来。
山西和陕西的军制改革,说起来还相对轻松和谐,因为当时收复了河套和集宁。王渊携大胜之威,迁徙两省卫所前往新复之地,通过土地转换跳过清理军田,也诱使世袭军官离开了自己的地盘。如此,世袭军官失去造反的勇气,也没有积攒那么多被清理军田的怨气。
沿海的卫所,去年也被王渊废除。
这些地方的官兵早烂了,想造反都造不起来,乖乖配合朝廷政令,大量失地军户自发移民海外。
接下来的事情,可以慢慢的逐步推行。
先在南北直隶改革军制,接着再是河南、山东、湖广、江西、四川越富庶的地区,卫所数量就越少,改革难度也就越低。
收复耽罗,辽宁设省,王骥都亲身参与进去。
只不过嘛,他的工作是当水手,如今洗甲板已经洗得很利索,船长立即让他学习如何操帆。
学习操帆,先学会跟缆绳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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