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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彻底暴露了中央集权过度带来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尚有许多实际问题没能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迟缓和有限。强行提高效率,超过了一定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内部的不安,整个官僚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或分裂、或纠集,实际问题又会演变成道德问题。”
“再观今日之征实征购政策,中央强行要求提高效率,而下层行政单位问题极多,难以实现政令的有效执行。这造成整个中国的行政系统难以适应,中层和基层官僚压力过高,只能以粗暴的方式欺上瞒下。譬如河南之征购,官员为了完成任务,选择对中央隐瞒灾荒事实,而不顾民情大肆征敛。这就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政府威信大失,百姓苦不堪言。继而延伸为道德问题,政府高举抗战大义,要人民倾其所有奉献国家,不支持征购则不爱国。百姓认为政府横征暴敛,没有为人民考虑,领袖和官员的私德也遭到怀疑。”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即‘明朝税重民穷’。似乎是因为当时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被摊派的赋税过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其实这跟事实有多出入。同时期,英国税收与明朝相当,而人口却只有明朝的三十分之一,英国怎么就能继续发展壮大呢?原因不在赋税过重,而在于政府和法律的低等。即便国家税率低,受惠的也并非农民,只能鼓励地主家中盘剥和官僚额外剥削。”
“道德并非万能的,政府不能依靠单纯的抗战大义,而要求百姓舍家报国。更要健全法律制度,完善行政体系,遏制贪污腐败,鼓励扶持先进经济,减少对传统农业的压榨……”
这些都是陈寅恪写的评论文章,写完之后他就烧了,并没有拿出去发表。
陈寅恪从来不谈论政治,但并不代表他不懂政治。学史学到他那个地步,很多事情比官僚看得更清,但也仅此而已,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
坐而论道谁都会,难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没法解决!
常凯申当然想完善行政系统,提高基层官员的执行力。但这是不可能办到的,除非在中国进行一场触及根本的大改革,而抗战特殊时期的内外部条件都不允许他这么做。
所以陈寅恪把文章烧了,发表出来也无益,反而会因此得罪掌权者。
烧完文章,陈寅恪很快又重写了一篇,单纯从治史方法来分析《万历十五年》。他首先批评了周赫煊对于某些史料的无视,认为周赫煊的某些思想稍显片面,同时又赞扬《万历十五年》风格独特、观点新颖,为明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形式与方向。
……
陈寅恪的第二篇文章还未发表,吴晗就已经开始对《万历十五年》大家吹捧了。
吴晗也是研究明史的专家,他早前虽然属于自由派,但性格非常激进。早在十多年前,吴晗就给胡适写信说:“翻开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吴晗请求胡适指出一条明路,胡适让吴晗“科学救国”。
那时吴晗非常尊崇胡适,特地在毕业照背面写下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
然而,吴晗到了西南联大,国党的腐败和不顾学者死活的态度,再加上好友在贫寒病痛中去世,让吴晗的思想彻底转左。他的行为做法比闻一多更加激进,不但投身于各种反蒋活动,还写了一本《由僧钵到皇权》。
这本书后来改名为《朱元璋传》,跟周赫煊的《万历十五年》几乎同时出版,专门用来影射常凯申。
在读了《万历十五年》之后,吴晗感觉找到了知己。虽然他们一个写朱元璋,一个写万历朝,但都是走的“影射史学”的路子,都是在抨击常凯申和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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