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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灿跟同乡们常年走街窜巷卖猪肉,是个性子外向的人,大家又都是年轻人,韩春雷很快就和他聊到了一块儿去。
听猪肉灿讲,他是三年前和他姐郑保红来的深圳,当然那会儿的深圳还没设市,没有深圳这个叫法,当时叫宝安县。他们姐弟俩来深圳最初的原因,是寻找他姐夫,郑保红的丈夫苏大河。
他姐夫苏大河比他俩早来宝安四年,也就是七年前,一九七二年。
据猪肉灿说,他姐夫苏大河原是湖北省城的,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村建设插队到了他们村,分到了他和他姐这个生产队。后来苏大河跟他姐郑保红好上了。在当时,知识青年和当地农村青年结合,那可是大事,据他讲,还是他们公社的书记亲自来给他姐和苏大河主持婚礼的。尽管生活条件艰苦,生活也很朴素,但在当时却是在十里八乡轰动一时。
不过结婚没多久,动荡的浩劫席卷到了他们村,他姐夫苏大河和其他几个省城来的知青也被批斗被打倒关进了牛棚。尤其是他姐夫苏大河,还是这帮省城知青的主心骨,曾在喝醉酒的情况下,严重批判过“4人帮”这些年倒行逆施的行径,后来被相互检举出来。所以他姐夫苏大河被斗得最狠,简直就是三天公社一小斗,五天拉到县城一大斗,连累了妻子郑保红不说,捎带脚的,把郑保灿谈的一门对象都给搅黄了。
这把当时二十出头的猪肉灿气得够呛,差点没跟他姐夫苏大河划清界限。郑保红这个当妻子真是没得说,在这动荡岁月不离不弃不说,更是屡次在批斗大会上冲上台区保护自己的丈夫,无论小将们怎么劝说,她始终和丈夫一条心,永不划清界限。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和精神上饱受折磨的苏大河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趁夜逃跑。
他再也不想忍受折磨和摧残,再也不想连累妻子和妻弟。
当晚他就把这个决定和郑保红说了。作为妻子的郑保红没有反对,而是默默替丈夫收拾了几件衣服和一点点全国粮票。她虽然没有太多的文化,但是她也预感得到,在这样批斗下去,丈夫可能会忍受不住,做出她不敢想象的事情来。
趁夜送苏大河偷跑出村口时,苏大河紧抱着郑保红,让她等她两年,如果浩劫过去了,他就回来和她团聚,如果两年后他没音讯全无,那就改嫁,嫁个贫下中农吧。
苏大河的出逃,对于郑家村来说是个大事,但是对于他们县城革委会而言,这算不上个啥大事,每年逃走的三反分子、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多了去,也不差他苏大河一个人。
过了两年,苏大河没有回来。不过郑保红也没改嫁。
又等了两年,这一年,动荡的浩劫结束了。郑保红还是没有等到苏大河的音讯。村里人纷纷劝郑保红改嫁,可郑保红却做了一个决定,离开郑家村,去寻找丈夫。
她不懂啥爱不爱的,她就知道嫁了苏大河就是他的人,她和苏大河从结婚到现在,都没见过省城的公婆一面呢。她要找到苏大河,她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她回想起苏大河临行前跟她提过的行程,去广东,到宝安县,投奔他表姑夫。他还偷偷把表姑夫家的地址给了郑保红,说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来这个地址联系他。
做出了决定,郑保红就收拾了东西,兑换了点全国粮票,锁好了门窗,南下寻找丈夫。郑保灿虽然心里还忌恨姐夫苏大河,但更放心不下姐姐一个人南下,于是跟着姐姐到了宝安。
姐弟俩按着苏大河留下的地址,找到了宝安县,找到了苏大河的表姑夫家,跟湖贝村是一个公社。可是到了那里才知道,苏大河表姑夫一家人早在八年前就逃港了,而苏大河是四年前离开湖北郑家村的,这么说来苏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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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到了宝安县,他姑父一家也是人去楼空。
那苏大河去了哪里呢?
会不会压根儿就没往南方走?
郑保红第一时间否定了这个念头,他相信自己的丈夫不会骗自己的。她只能像个疯子一样的,带着郑保灿在宝安县满世界打听苏大河,后来遇到了几个湖北老乡,说他们也是四年前来的宝安,依着郑保红的描述,的确是见过这么一个操着湖北口音的小老乡,说话文质彬彬的,可能就是苏大河。但是他们也说后来就没见着了,这个小老乡可能也是那年跟着人潮逃港了。
要知道他们说的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是宝安县历史上逃港潮规模最大的一年。香港和宝安山水相连数百里的海岸线上,数万人铤而走险,罔顾性命,泅渡蹈海逃往香港。淹死者、溺死者、冻死者不计其数。
数次的大规模逃港风潮,也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在深圳等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做了血淋淋的铺陈。
正所谓凡事都有因,所有重大而又伟大的决策,必定是经过血与火的锤炼和考验。
同乡们的话让郑保红终于听到了一丝丝希望的消息,但他们也不敢确定苏大河是否真的逃港,当然也不敢确定苏大河是否逃港成功,有没有淹死或冻死在茫茫的海里。
郑保红也不敢确定丈夫是否真的逃往了香港,也许丈夫还留在宝安县一带,在某个乡下犄角旮旯的地方隐姓埋名呢?
但是有一点郑保红坚信,苏大河还活着,她要等他,就在宝安县等他。
这么一等,又是三年。
这三年里,她带着弟弟郑保灿打过短工,干过黑活,硬生生把自己锻造成了力气不输糙汉子的“湖贝村红姐”。如今这个杀猪卖肉的生意,是他们姐弟跟其他几个湖北老乡合伙干得,年初宝安设市改名深圳后,很多以前明令禁止的,不让干的事儿,现在都慢慢开禁了,这杀猪卖肉的生意虽然还是被国营肉联厂的人举报,但明显抓得不是特别严了,甚至有默许的意思。
所以从年初下来,他们这个杀猪卖肉的湖北老乡小团伙,营生还是不错的。久而久之,郑保红这个“红姐”的名头,在湖贝村一带也响亮了起来,都知道有位湖北的女汉子杀得一手好猪,所以偶尔周围几个村子里要杀猪什么的,都会来湖贝村找郑保红。有这么一位租客租在自己家,阿雄和他妈妈还是特别欢迎的。
所以有时候,他们姐弟俩拿猪下水来抵房租,他们都无所谓。再说了,郑保红做事儿敞亮,每次拿猪下水抵房租,不是多给了一副猪肝就是多给了半幅猪肺,怎么着都亏不着阿雄他们家。
……
……
猪肉灿讲着他姐夫和他姐姐的故事,韩春雷听得津津有味,这要放到以后都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了。
对于苏大河的遭遇和命运,韩春雷心中五味杂陈,这在重生以前,他只是偶尔在一些回忆录上能看到,感觉倒也平常,无非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命运。毕竟字面上的感触永不比亲耳倾听,而且当年那场浩劫里,这样遭遇的人,苏大河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一个。
但是现在现场亲耳听着,却是另一番滋味,从苏大河的命运,到自己在后世悠哉悠哉地翘脚死宅打游戏,这个国家是经历了多么伟大的变革,才有自己那代人幸福安逸的盛世啊。
如果再遇苏大河,韩春雷也许会说,未来之盛世,如你所愿。
对于郑保红,对这个红姐,无论是千里寻夫,还是杀猪能手,韩春雷都由衷地竖起拇指称赞道,“阿灿,红姐真是一位奇女子!”
“那当然,”猪肉灿讲得口干舌燥,咕咚咕咚喝完了阿雄妈妈泡的凉茶,说道,“要不是嫁了我姐夫,我跟你说,我姐在我们那儿也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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