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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另外,《宋史?曹勋传》记载,公元1126年,北宋为金所灭,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被扣留在金国,徽宗嘱托曹勋日后若能回南方,让他转告高宗赵构:“艺祖(宋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太祖誓碑是赵匡胤进一步巩固江山社稷的英明体现,其内容就是大宋王朝所执行的基本国策。
第一条,在善待后周宗室上,大宋历代皇帝都很认真,赐柴氏铁券文书。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记有“宋待周后之厚”。
宋太祖登极,迁周恭帝柴宗训母子于西京,易号郑王,造周六庙于西京,命周宗正以时祭享,并派官员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
建隆三年(962),迁郑王柴宗训至房州(今湖北房县)。
《新五代史》云:周世宗柴荣共有子七人,“长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让,次曰熙谨,次曰熙诲。宜哥与其二,皆为汉诛”;宋乾德二年(964),“熙谨卒,熙让、熙诲不知所终”。还有一个孩子被潘美收养了,后来颇有建树。
开宝六年(973),二十岁的柴宗训在房州去世,此距禅位已有十四年。赵匡胤素服发哀,辍朝十日,溢号恭帝,葬周世宗陵之侧旧顺陵。
郑王死后,小符太后出家号为玉清禅师,淳化四年十月(993),小符太后薨,宋廷以后礼葬于懿陵,陪于其姐西北。
柴宗训的儿子柴永琦被降封为郑国公,从此世世代代世袭爵位。
宋仁宗时期,柴宗训的嫡系断了。仁宗诏取柴氏谱系,选择柴氏旁支一名辈分最大的封为崇义公,担任了祀奉后周宗庙的职位。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人。
至和四年(1057),封柴泳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子可袭封,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
宋神宗时,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
宋徽宗时,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悟。
南宋时,高宗、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
可见,在整个大宋朝,柴氏子孙所受封赏一直与宋朝相始终,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水浒传》以此为蓝本,演绎柴家后人“小旋风”柴进,说他拥有御赐的“丹书铁券”,无论柴氏子孙犯有多大的罪过,大宋朝廷一律不予追究,说明大宋善待柴氏子孙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第二条,对于“不得杀士大夫”一项,大宋重文抑武,赵匡胤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
太祖在平定南方各割据政权时,坚持不杀降王。如平定后蜀,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请擒杀其君臣,以防生变。
太祖怒批道:“汝好雀儿肚肠!”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云:“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这在历代历代都是很少见的,开国皇帝多数都是执行“斩草除根”,赵匡胤坚持不杀他们,让他们在京城自由自在出入,而且还封官加爵。
宰相赵普好几次在赵匡胤面前说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想把他们给法办了。
宋太祖给他的答复是:“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日后的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坚决不允许动他们,此后,赵普再也不敢在赵匡胤面前提起类似话题。
一代名相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北宋后期出现的冗官现象,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政策,有直接关系。
神宗时期,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斩一朝臣时,宰相蔡确进谏道:“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可见,誓碑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爱国热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甚至横行不法。
当然,誓约的“不杀”不等于绝对不能杀,对乱臣贼子、贪官污吏,激起民愤的,还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的。
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吏,这是开国初期整顿吏治所必需的。《宋史》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
然而不杀大臣这一条大宋基本国策,得以顺利实施,都是太祖誓碑上的誓约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一条奇怪的路
赵匡胤出身行伍,为了江山社稷,他对武将的防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对各种威胁政权的事,考虑得相当缜密。
大宋的兵工厂,里面的强弓劲弩不尽其数,十八般兵刃琳琅满目。
宋神宗熙宁年间,兵工厂的管理大臣向皇上奏报,说兵工厂的道路修的很奇怪,狭窄不堪,还弯弯曲曲,不利于运输工作,请求重新增宽顺直。
当时的宰相是主张改革变法的王安石,他也主张“请直而宽广之。”
兵工厂的布局是由宋太祖当年亲自定的,这样明显不利于运输,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为什么这么布局,没人知道。宋神宗想着这是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当有远虑”,还是不要轻易改变,就没有批准。
这事没过多久,在兵工厂劳作的那些工人,因为工作苦,收入低,闹起暴动,“持兵夺门,欲出为乱。”守卫兵工厂的只有几名老兵,这些暴徒拿着最先进的武器,而且在天子脚下造反闹事,直接会威胁到国家政权。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成百上千手持利刃的造反分子,竟然就被几个老兵给挡住了,他们在通过狭窄崎岖的道路时,只能一个一个的通过,老兵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一个杀一个,真正做到了以一敌千。
等着大部队到来,几千个暴徒全部被抓获,一场威胁江山社稷的暴乱就这样被轻松平息了。这不是神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在你没有搞懂之前,尽量的不要轻易改变。这件事,足以说明赵匡胤是真的雄才大略,他在世时制定出什么“祖宗之法”,都是有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 祖宗之法
赵匡胤雄才大略,谋略深远,他的举动有时候或许很普通,但是这可能暗藏深意,让人无法捉摸。他曾经留下三则规矩,表面看起来有些荒唐,实则大有深意。
第一条:在皇宫中圈地养猪;
第二条:皇宫中设兵工厂;
第三条:宫中的建筑不要太直立,最好是七拐八弯的。
按照常理,开国皇帝留下的祖训一般都是关于国家政令制度之类的大事,比如说不让后宫人士干政什么的,赵匡胤定下的祖宗之法竟然都是一些生活琐事。
如果你的家是农村的,十有八九,你们家会养猪,养猪是很多农村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赵匡胤要求后代在宫里养猪。
首先,他生于公元927年,生肖属猪,他或许是想把猪当宠物养;
其次,赵匡胤相信猪有辟邪的作用,猪血可以破除一切妖术;
第三,宫中每日剩菜剩饭,总归有个处置的地方。
第四,汉字“家”,上面一个宝盖头“宀”,代表房子,下面一个“豕”,就是猪。有房子有猪才叫“家”。
赵匡胤在皇宫僻静处还开辟了一块自留地试验田,四时耕种,亲力亲为,由此可知天下粮食的收成几何,猪粪正是最好的肥料。
“上行下效”,皇帝都带头养猪了,大臣、百姓也会跟风效仿,养猪的人多了,农作物肥料的供应就解决了。
养猪既可以解决土地肥料的问题,养大了还可以杀掉吃肉,或者卖了赚钱,百姓就此可以安居乐业,百姓安居乐业了国家就富强了。
这一套积极的连锁反应,它的作用也是长久深远的,直到现在,中国农村依然是坚守着这一优良传统。依靠自己的榜样力量,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这正是赵匡胤的高明之处。
宋神宗时期,神宗让王安石搞改革,皇帝想不明白为什么太祖要在宫中养猪,于是把这一条祖宗之法给革命了,亲自下旨,禁止任何人在宫中养猪。
几个月后,宫中卫士擒获了一个妖人,妖人会法术,大内卫队始终抓他不住,当卫士想要用猪血浇妖人的时候,却发现宫中没有活猪,一时半会儿搞不到猪血,最后废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妖人制住。
宋神宗这才知道养猪的好处,对太祖赵匡胤的深谋远虑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又命令宫中照常养猪,以备不时之需。
赵匡胤在皇城内部设兵工厂。
一则可以防止自己的子孙太过安逸。赵匡胤自己出身行武,他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多接触接触军事,如果后代身体不行,太过娇弱,治国理政就成了难题;
二则,皇帝听到锻打兵器的声音,可以时时提醒自己,要守好江山社稷,不能太过安逸享乐;
其三,遇到紧急情况时,军事战备充足。
然而这一条祖训到了宋神宗时期,就彻底废了。皇城中时常传出锻打兵器的声音,神宗不堪其扰,就把兵工厂给迁出去了。此后的他天天沉溺于赏风弄月、花天酒地当中,皇城中没了金戈铁马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歌舞升平和欢闹声。从此,大宋被小小的西夏打的无还手之力。
把城墙给修成弯曲的形状,抛弃传统城墙的方正流直。
赵匡胤一生经历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役,他对城墙的理解,肯定非常人所能理解。为了攻取南唐的寿州城和北汉的太原城,赵匡胤可是吃了不少苦头,那个太原城,赵匡胤到死都没能攻下来。弯曲的城墙在防御上,那是处处可以打伏击,处处都是口袋阵,攻城的敌兵,一进入攻击范围,就会被早早歼灭,可以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神效。
还是喜欢变法的宋神宗,对祖宗的这种设计理念非常不满,在他看来,只有方正的城墙才能显示皇家气派,只是碍于国库里的银子不多,否则,早改了。到了文艺范的宋徽宗当家后,大宋城墙基本上都被改直了。
谁料想,这一改,大祸就来了。
靖康之变,金兵攻打开封,在四周架起了大炮,城内的宋军无处可藏,金军顺着笔直的城墙,直接杀进了皇宫,皇帝和妃子都成了人家的俘虏。
赵匡胤高瞻远瞩,本想通过这三条祖训护佑子孙周全,也可确保自己打下的江山能够永久传承。可惜后人不是自己的直系血统,对自己的这份苦心,重视不够,最后导致国破家亡,徽钦二帝,惨死北国。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处理完家事国事之后,赵匡胤决心开始处理天下事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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