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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见群龙无首,吉。

这就是春秋《周易》文本里《乾》的结构形式及内容,这种结构形式,正是以《周易》一书里的符号及名称来排序《周易》每篇里的句子题目,也可称为“句题”或“句称”。是作为义理之书引用时区别于卜筮上的“繇题”称法。当然,《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出现过“其繇曰”,说明那时把《周易》里的句子看成“繇辞”了,即使引用时也没有出现“其文曰”。无论是筮卜,还是引用,都出现的是“某之某曰”这种称谓,我们在论述“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时,还是以“繇题”或“繇称”这种称法。从春秋《周易》文本里《乾》的结构形式来看,《乾》里是用《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来排序其繇辞的繇题,反过来说,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来排序每篇里的繇题。从春秋《周易》文本《乾》里的“繇题”排序方法来看,是有《乾》的本位符号(即“—”这种画道的六联体)为基准,通过初画变起(即“—”变为“--”),由此可变出六个不同的六联体“画符号”,来作为六句繇辞的繇题(唯春秋《周易》文本里六十四篇里的《乾》与《坤》各多出一句繇辞,自然也各多出一个“繇题”,其它均是六句繇辞与六个“繇题”。

我们再把《乾》里取得“繇题”的排列方式演示如下:《乾》里的画符号是“”(因打不出这种符号,故空去),通过《乾》符号的初画“—”变“--”(不过这种符号在春秋时候是这样写的“∧”),那么,就会得出另一个“画符号”来,通过对《乾》的“画符号”初画的改变,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画符号“”,即《姤》的符号(见下面图例符号)。再通过对第二“画道”进行改变,就又变出一个不与相同的六联体“画符号”来,以此类推可通过《乾》符号里的六个划道的改变,就会变出六个属于“六十四画符号”里的六个不相同的“画符号”来(这种符号是以两个基础符号即“—”与“--”来组合为六联体,以“六联体”的组合,可组合出不相同的六十四个符号来。我们给它命名为“画符号”,或称“六十四画符号”。因为这种“画符号”在《周易》成书之前早已出现,只是《周易》一书原初所用其作为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已。正如《周易》一书里把这个符合“”,写在《乾》的前面,成为《乾》文的序目而已,如同一、二、三里的“一”,还如同甲、乙、丙、丁里的“甲”,作为排序作用而已。但后来这一套符号,逐步被演变成八卦筮术工具。

《周易》一书用了这一套符号,由此这一套符合与《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名称不可分割了,人们看到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一“画符号”,就知道这一符号的名称。后来筮术上把六十四画符号,变成“卦”符号,如看到“”这个符号,就知道是《乾》卦符号,这个符合也就代表的是《乾》卦。对这一套符号,人们已经是约定成俗的认为了。

我们把春秋《周易》文本《乾》的结构形式,是通过《乾》符号的下端逐划道的改变,所变出六个不相同的画符号及名称做为繇题的排序列举如下:

()乾

()姤

()同人

()履

()小蓄

()大有

()夬

(因“划符号”打不出,用()代替)

我们通过以上的符号所看到,《乾》之后的“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是通过《乾》符号的六划道逐次改变的方法,得出《周易》里六十四画符号中的六个“画符号”,也就得出六个名称。来作为《乾》里的“繇题”。

从《乾》里看到的“繇题”排列方法,由此推而广之,整个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六十四文章,均是这种排列方法。即春秋时期对《周易》六十四篇文章改造成“繇题”文本时,是以每篇里的“画符号”作基准,如《乾》里的那种排列方法(当然,《周易》六十四篇里,唯有《乾》与《坤》被多分割出一句“繇辞”。《乾》里的最后一句“繇题”为“坤”,《坤》里最后的一句“繇题”为“乾”)。而且这种“繇题”是固定不变的。即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作为“繇题”的排列结构形式。所以,无论《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之”,还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才会出现那种相同的称谓,即“x之x曰”。如,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进行卜筮,刚好筮出的是《乾》里的“姤”繇辞,就要以这一句“繇辞”来‘解读’所问的人事吉凶。史巫就先会把这一句“繇辞”说出来,史巫就会说“以《周易》筮之,遇《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如何如何。”

而若是某一人士,正想引用这种《周易》文本《乾》里的这句话,来阐明事理时,就会说“《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如何如何。”显然,《左传》里出现的,无论以《周易》筮之,还是引用《周易》的例子,使用的是一种《周易》文本,即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作繇题的《周易》文本。

无论从《左传》一书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还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用于阐明事理的例子,通过它们的称谓,明确的看到是以《周易》一书里的名称及符号,作为每篇里的“繇题”排序,并由此可推演出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我们还可从《左传》里记载卜筮中的两个例子里,所涉及《周易》里的一篇内容,以此推演出这种文本的结构形式。我们先把《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所涉及《周易》同一篇内容的两筮例摘录如下:

1《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2《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

以上两筮例中涉及的是《周易》“大有”里的内容,我们已知春秋时期的《周易》文本里每一篇里的“繇题”是以《周易》里的符号及名称充当的,也知道是如何的排序规则与方法。那么,我们先把作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篇抄录于此:

《大有》:元亨。

鼎: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离: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畜:匪其彭,无咎。

乾: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壮: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是以“鼎”、“离”、“睽”、“大畜”、“乾”、“大壮”做繇题。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筮例中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

这里说的“《大有》之”睽””的“睽”,正是《大有》里的第三“繇题”。而《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说“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这一筮例中说的“《大有》之”乾””的“乾”,正是《大有》里的第五“繇题”。这两筮例中,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五繇辞,另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辞。《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的筮例中,所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辞时,卜史偃要以此‘解读’“勤王”之事的吉凶。卜史偃就引出《大有》里第三繇辞内容,即“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这“公用亨于天子”,正是《大有》里第三繇辞的一部分内容,只是卜史偃没有引述“小人弗克”来‘解读’他卜问事情的吉凶,而是找有利的繇辞‘解读’他认为的吉凶。我们所要看到的是这一筮例中出现的“《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说的正是春秋文本《周易》里的《大有》第三繇题与繇辞。而《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只出现了《大有》中的第五“繇题”,即“《大有》之”乾””,而并无引出以“乾”做繇题里的繇辞来,而这一筮例中“曰”之后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不能理解成是《大有》里的第五繇辞,还认为是与今本《大有》里不同的繇辞,这样认为就错了。这里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内容,是史巫的解卦(因这里的筮例,已把《周易》看成“卦”)的话语,这种方式,即“某之某曰”后出现的内容,而不是《周易》里的文辞,并不是仅此一例。正如此筮例里出现的“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这种说法格式,是史巫点明某筮卦某繇题后,跟着出现的是史巫解卦的语言,这种“解卦”语言,一般是通过所筮出某卦的卦符号取象或通过得出的某繇辞来解卦,并不引出某繇辞,而是变成自己的对所问事项的吉凶,说出一套说语来,所以就不能一概认为“某之某曰”之后的话,就是《周易》里“某之某”里的繇辞。这一筮例出现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正是史巫通过《大有》里的第五繇题“乾”的取象(“乾”的取象为“天”、“父”、“君”等)做出的“解卦”语。我们这里只是要看的是,《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出现的“《大有》之”乾””,正是通过《大有》卦名和《大有》里排第五的繇题“乾”名,出现的这种称谓。由此从这两筮例中,也完全能够印证春秋《周易》文本的每篇里的结构形式来。

《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例说法与引用例子里的说法是吻合的,也由此证明了,两者所用的是一种文本,即“春秋《周易》文本。也由此而知,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符号及名称来编排每篇里的“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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