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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士冠礼,筮于庙门……筮与席,所卦者,具馔于西塾……筮人执策……。”
“士丧礼:筮宅……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东面,抽上韇,兼执之,南面受命。”
“卜曰,既朝哭,皆复外位。卜人先奠龟于西塾上,南道,有席焚焞置于燋,在龟东……。”
《礼记·曲礼》:“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某,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喜事选近日。曰:为日,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事。”
“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
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
《礼记·玉藻》:“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
《周记》:“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
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衹,以禋礼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沉祭山森川泽……。”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帅执事而卜日……。”
“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课,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大祭祀,则视高命龟。凡小事,涖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
卜师:掌开龟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义兆,四曰弓兆……。
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天龟曰灵属,地龟曰绎属,东龟曰果属……上春衅龟,祭祀先卜……。
占卜: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故,以视吉凶。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
筮卜:掌三易以辩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日巫咸……。
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
视祲: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
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贞……。”
……
这就是《五经》里《礼》中的东西。《周礼》更有很多妖鬼精怪之说,这也成为经书,作为帝国培养人才的范本。
5再看“五经”之一的《春秋》。《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事非常简略。而释《春秋》的是“春秋三传”,即《公羊传》、《毂梁传》、《春秋左传》。
根据学者的研究,《公羊传》、《毂梁传》皆成书于汉代,《左传》成于战国时代。《公羊传》着重对《春秋》义理的阐发,讲求“大一统”的思想。《公羊传》在西汉景帝年间才著于竹帛之上,前期是经过长期的口头传授,这是史书明确记载的。而《毂梁》、《公羊》都是写于汉代,用的是汉代通行的文字,所以称为“今文经”,而《左传》写于战国初年,用的,古文字。所以称“古文经”。
西汉今文经盛行的时候,《毂梁》、《公羊》立于学官,西汉末年《左传》立于学官,取代《毂梁》。《左传》后来成为其它二传之首,是因《公羊》、《毂梁》将《春秋》视为《经》,是着力阐发微言大义,这种微言大义是可应一时之需,这是《左传》压倒《公羊》、《毂梁》二传的根据原因。《左传》反而后来之上,是在于《左传》陈述的是历史,而不是阐发什么微言大义。但帝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把《公羊》、《毂梁》排除在“经”外。
对《春秋左传》一书里存在大量的占筮例子,我们前面多有举例,此处我们不再多说。那些占筮例都是反映诸侯王公们处理国之大事时所运用、决断方法。反映了《春秋》诸侯国里充满着巫术迷信。可这《左传》在帝国里定为“经”来让学子学习,培养帝国的知识人才。
这“五经”之书都是什么内容呢?我们大至已知,所谓浩首穷经去研习“经书”,既可谋取仕途前程,又可做学问留名千古。可在这些“经学”里浸润成长起来的儒者,也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重人格心理。
这“五经”里不凡都有占筮的说法,而不是排击占筮,而是成了决疑的方法。可这作为后封建社会里的“经”书,是帝国教育必须坚持的原则,又是教课书,是培养帝国管理者的知识范本。并把那种算卦推及人事吉凶之“学问”,也当成真理去学习效法。难到后封建里的二千多年时空里那么多的读书做学问者,没有看破过这算卦上是如何的一回事吗?还是忘记了先秦诸子那些理性认识及对占筮术的排击么?而在帝国漫长的时期里,再也没有人出来质疑与批判,反而代代的学者去研读学习,形成了东方文化里一门最庞大的数术“学问”,是何道理呢?而现在又如此的复兴这数术文化,难道是所谓复兴传统文化吗?
在帝国里“五经”定为独尊后,只能培养出的是亦巫亦理的双重人格者。如两汉的董仲舒、刘向、京房、扬雄、王充等,而整个后封建社会里,在这种“经书”里所学习与培养出的知识人才,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重人格角色者。若不抛弃那些“经典”的独尊,则无法有新文化的超越和哲学上的突破。所以后封建社会里所谓思想家或哲学家没有不信天命,神鬼、筮卜的。他们无法突破在传统里读经,而成长的那种社会化过程,即亦巫亦理,神道与王道,似理性非理性的双重人格者。
如西汉时的董仲舒他既能一面从《周易》一书里引用句子直接陈述事理。
“《周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属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里引述《周易》,是把《周易》当成义理之书。可董仲舒另一面则大讲阴阳灾异之象,把天道观引向人道中来,以天道解释人道,形成了董仲舒的天道神学世界观。其对应到现实社会,就是人间是天生的不应该平等,应是人奴役人的制度。所以董仲舒所引述《周易》里的文句,用于阐述的事理,就是为了证明等级制的合理性,君子是天生的乘车者,小人是天生的负担者,小人已乘车,就会招至祸患。这是为不平等制度张目。正是这天道观念思想的意识,董仲舒要从阴阳灾异上解释世道秩序。
“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阴,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本尝不得所欲。”(《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以博学之才大讲阴阳五行与灾异,开辟了汉儒学“术”的天地。汉儒者,利用儒家的“天命”思想,试图建立一种天命神学,将汉朝政权的合法性依托在天命上。而这一“天命神学”的完成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思想,是汉代儒学神学化与王权化发展的代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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