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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一书并不是王室成员歌颂先王之功德的书，而是独立思想者而为有国有家者（即“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的政治道理。《周易》里的“君子”是广义上的称谓。即西周有国有家者的贵族统治集团。是周王已名存实亡而诸侯国家独立的时代背景下的“君子”称谓，那么《周易》里的“君子”就是指有国有家的大大小小的统治者，是区别于被统治者的“小人”的统治阶层。
《论语》里的“君子”虽然设定了浓重的道德内涵，一些学者认为“君子”一词经过孔子师生努力，大体在战国时期就基本完成了从血统论到道德论的转变，而事实上这个转变是随着帝王制度的确立而完成了转变。
从《论语》里对君子的论述内容来看，看不出什么从血统论到道德论的转变。若从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上达，小人下达”的这种“君子”与“小人”的对称的一对概念上来认为是从血统论变成道德论是不准确的。而“君子”与“小人”这一对称的概念早在《周易》一书中就建立了起来。如：
《遁》：“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观》：“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剥》：“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大壮》：“小人用壮，君子用罔”。
《解》：“君子唯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革》：“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若把先秦里的“君子”和“小人”认为是一对道德概念，那么也并不是孔子完成的，而是《周易》作者。但先秦的“君子”与“小人”这对概念，并不是道德概念，而是身份概念。《论语》里的君子已然是个政治概念，虽然给“君子”赋予上浓重的道德内涵。但完全不同于后封建社会里把“君子”与“小人”变成人格道德上褒贬的专用词。后封建社会里，凡是符合封建道德礼仪规范行为的人都可以称为“君子”，在后封建社会里的“君子”一词，已经失去了身份的含义。
如《论语》“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治长》）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怒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微子》）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利己也。”（《子张》）
这以上出自《论语》里的君子之论，岂不是很明显的表述了政治概念。在《论语》中的“君子”已然托付着政治重任，而不是做个人道德之“私事”（道德应是对个体行为的自我修持与自我约束），而是政治之“公事”（古代却把“道理”和“政治”合二为一，儒家的学说实乃是个道德政治学说）。这正是治国安邦的主体“君子”所应具备的“道德”，其目的则是践行政治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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