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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上对殷墟商都城址的发掘表明,商代都城是维护王权政治、军事、宗教功能来体现的,并不是商业经济的中心,即不是商品经济的产物。
从考古资料表明,安阳殷商都城的主要内涵是由历代商王生前居住的宫殿区,祭祖的宗庙区和死后埋葬的陵寝区作为框架构成的。商代的城市脱胎于原始聚落,因此也就保存着浓郁的原始社会以血缘宗族为基础,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原始习谷。殷商时期这种宫殿宗庙区和陵寝区连体的布局,是中国早期都城形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殷代都城的基本结构,就是王室宫殿宗庙区和若干族邑聚落的有机结合,殷代都城(殷墟)的这种结构形态,决定了这一时期城市的基本功能,即政治统治功能和宗教祭祀功能较为显著,而城市的经济功能,尤其是商业功能则十分薄弱。
当时的商代王都弥漫着崇拜鬼神的恐怖气氛,每天上演着杀戮奴隶和牺牲的恐怖场面,举行隆重的祭祀,用以讨好鬼神。商代是一个萨满式的神权。
西周时期,从考古与文献上研究,认为西周的都城有三,即岐周、宗周、成周。岐周(现在陕西的岐山与扶风之间)是西周的圣都;宗周(丰、镐)是西周的主都;成周(洛邑)是陪都。圣都是祭祀中心,承担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拥有大规模的宗庙建筑。俗都(主都与陪都)虽也举行日常祭祀活动,却主要是西周的政治、军事、经济的领导中心。陪都作为丰、镐功能的延伸和统治东方诸侯国的据点,发挥了都成的政治礼仪中心职能。
“周可能是西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宗教中心,至少,它表现出比其他城市更强的作为王室祖先祭祀中心的特点……显然,周既是王室的一个所在地,也是贵族居住的城市……考古工作在周边发现了更加复杂的现象,包括大型的作坊,如在云塘发现的骨器作坊以及分散各处的陶窑。最近在周原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陶范,这与齐家村的一处青铜铸造遗址有关。由于铭文中提到与王室宗庙有关的作坊,这些作坊也有可能属于王家。周的宗族如裘卫显然是从事车与丝织品制造,他们在周必定拥有自己的作坊,裘卫家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也一定拥有其地产,此外,有些地区大概是为穷人居住,其中包括那些为王室及贵族服务的人。关于这方面,最近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十多座房屋遗迹,可能就是齐家村铜器作坊工人的居住地方。此外,毫无疑问的是,在周边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他们在城市周边的田地里耕作,或隶属于王家,或隶属于宗族,或受国家的管理。有清楚的铭文表明官员被任命管理这几个主要城市的农业人口。根据上述分析,特别是对周的分析反映出,西周城市兼有多种功能和极为复杂的本质。该城同时是王室宗教的和世俗活动的所在地,而且也是贵族居住的地方。就后者而言,城市与乡村的土地财产紧密联系在一起,乡村是贵族宗族权力的中心所在,那里生产出来的各种农业产品被送到城市供贵族成员的消费。尤其考虑到将成市和乡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因素,用西方古典社会历史学家经常使用的"消费城市"这个概念来描述西周城市真实的生态面貌可能是比较准确的。”(《西周的政体》李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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