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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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如何感叹呢？说明世面流传被史巫卜筮用之的《周易》，已让孔子起了疑问。也表明了孔子已经认识到了《周易》一书的重要性，也表明孔子已经发现了《周易》一书不被人们发现的东西，才有这样感叹与说法。

那么，孔子发现了《周易》一书里什么东西了，这在帛书《易传》佚文里，有详细的记述，这留在后面再说。

而《论语》一书里还有一处涉及到《周易》里的句子及对《周易》的说法。

《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段话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出自《周易·恒》篇内容。

在孔子眼里，《周易》一书如同《诗》、《书》那样是理论书籍。孔子引用《周易》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差”，是用于阐明事理，增强论说的理论性。

孔子这里的表述很清楚，先引用南方人的常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又进一步引用《周易》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明的是人应有“恒德”，即长久应保持道德准则的意思。这里孔子主要表述的是人应长久都要保持道德准则，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孔子在表述人要恒守道德，似乎突然冒出个“不占而已矣”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若按那通行的译法，就成了“孔子说：‘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也就使人联想到这说法与子服惠伯的说法相同，把《周易》用于占筮是附有条件的，即有“信德则可”，“《易》不可占险”的换个说法而已吗？就认为孔子说的“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相反“若有恒德的人就可以去占卜了”，这种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孔子说的“不占而已矣”，而与子服惠伯的说法是有着不同的含义，应是质的区别。

那么，孔子说的“不占而已矣”的实质内涵与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不占而已矣”反映了孔子对《周易》一书重要的认识突破。这既涉及到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认识问题，又是关系到社会意识形态里道德建设与传统巫术占卜信仰的辩论关系问题。所以要理解“不占而已矣”这句话要结合前文的两个引用，通篇去分析认识，才能体会到孔子的真意图。孔子通过两个引用，而得出“不占而已矣”目的，是强调人要守恒德，就不会遭受耻辱，若能“恒其德，还用占卜吗？”这就是逻辑关系。人有了道德观念做行动的准则，还用占卜预知吉凶吗？当然没有必要了。心里时常装着为他人奉献的信念，当然就没有必要考虑什么得失了。这不正是“不占而已矣”的真实含义吗？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孔子强调恒德，即道德建设，正是排击巫术占卜的根本法宝与武器。这里的“不占而已矣”不能理解成“有德可占，无德就不要占卜了”的那种错误理解。

孔子好《易》而得出的真实心得体会。道德彰显了，占卜也就停止了。

通过《论语》一书里反映的孔子关于《周易》的两例重要资料文献的解读，已清楚的看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认识观，即与同时代的史巫不同，也高出当时一般学者的认识水平，也是在当时认识《周易》最前沿，最理性，最进步的思想学说。

《论语》里的两例涉及到对《周易》一书的看法内容，即前后没有矛盾冲突，而表述的思想又是一致的。正是反映了孔子晚而喜《易》的真实写照与真实读《易》（《周易》，即春秋文本《周易》）的心得体会。可这涉及《周易》一书的两例子“子曰”，既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又被后儒者所歪曲了孔子对《周易》的说法。而把《易传》罩在孔子头上，而《系辞传》对《周易》亦筮亦理的说法，变成了孔子的言论，从此遮敝了历史上那位真孔子，把孔子变成了后封建社会里的统治需要而塑造成偶象圣人的孔子。从此也遮蔽了《周易》一书的真实思想，把《周易》变成三位一体“圣人”作的《易》经内容，并成为后封建帝王专政里的意识文化上的活水源头。

通过《论语》一书里两例子“子曰”的分析，已知在孔子的眼里《周易》就是讲义理的，虽然孔子没有直说《周易》是什么性质的书，但无疑孔子眼里的《周易》就是义理之书。

好在二千多年后，几十年前考古发现了地下资料，涉及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重要言论，也证实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的那些说法不虚；也证实了现代人对《论语》里孔子论《易》（《周易》）没有正确的理解。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出土了帛书《周易》与《易传》(出土的随葬纪年木牍已知，该墓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说明帛书《周易》与《易传》是公元前168年做为墓主人随葬品下葬的)。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里篇目，篇幅有所不同。帛书《易传》里没有《彖》、《象》、《文言》传。而今本《易传》里没有帛书《易传》里的《二三子问》、《衷》、《要》、《昭力》、《穆和》这些篇名和其中的一些内容，而有些内容却出现在今本《系辞》里。这些不见今本《易传》内容是秦汉之际《易传》的佚文。

帛书《易传》里的《二三子问》记录了孔子和学生的问答；《衷》文里的内容一部分出现到今本《系辞》下里；《要》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和回答学生提出关于《周易》一书性质提问；《昭力》、《穆和》记载了昭力，穆和等人向“子”问《易》的内容。

帛书里有《系辞》，但没有今本里的“大衍之数”，也没有今本里“系辞下”里的一些内容，但今本“系辞”下里所没有的内容出现在帛书《要》文里。

在出土的帛书《易传·要》篇里记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学生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行为提出质疑，由此产生了对《周易》一书性质看法的一场辩论。子贡是孔子的一个重要弟子，在《论语》一书里也出现过不少子贡与孔子的对话。

我们且看帛书《要》文是如何记述孔子老而好《易》及与学生质疑其好《易》时的辩答。

帛书《要》里有这样一段话：“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贡）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悳（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智）谋远者卜筮之蘩（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緡行之为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贡曰]：‘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哉，赐！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其事纣乎？’子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从《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后乎？”（见廖明春《帛书周易论集》第389页）

《要》文里的这段话，可是反映孔子晚而好《易》而产生的突破性的认识上最珍贵文献资料。再一次印证了《论语》里记述孔子对《周易》性质看法的一致性。只是《论语》没有反映的如此详细及观点分明。孔子旗帜鲜明的表述了自己对《周易》学习及性质的看法，是与史巫不同。

《要》篇是《易传》的佚文。《要》篇反映的内容，体现了孔子后学者对孔子重视《周易》一书以及发现《周易》一书的真理的追记与传播。但这些反映孔子对《周易》一书老而如此的喜观学习，并且如此的详细记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看法与定性，却不见于《论语》一书，这是什么道理呢？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认为《周易》(因春秋时期史巫曾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是史巫的卜筮之书，就是老师孔子看出了什么，也不能记录到《论语》里。

在孔子的生活时代或《论语》编撰的时代，作为筮卜上运用的“八卦”，并结和《周易》里文辞当筮辞，这种现象是不会消失的。虽然战国走向理性认识世界的时代，但早期史巫用《周易》筮卜，在学者心头的阴影不会消失。若没有对《周易》一书深入学习和考辨研究的人是难见到《周易》一书的真理所在。显然孔子老而好《易》是真实的，好《易》达到痴迷的地步，能不发现《周易》一书里本不是史巫所用的那种说法性质，才能够如此旗帜鲜明的表述自己的观点，“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论语》一书所涉及到孔子对《周易》一书说法，虽不像帛书《要》文里如此那么详细，但同样体现了孔子对《周易》一书价值的取向，完全是与巫史相背的，孔子眼里的《周易》就是一部义理之书。这是孔子幸运生活的时代，也是时代的召唤，才能造就出伟大的孔子，那是有了孔子思想生长的气候土壤。在孔子孩童时期里已产生了“易象”，这是在《周易》一书义理上发展出一篇“君子论”，也奠定了孔子“君子”道德政治理念的形成（《论语》的君子论述很多，但“君子”论不是孔子首创的，而是《周易》一书首创，继之是“易象”，即“易大象”文）。

在《左传》一书反映了春秋后期上层人士也常把《周易》看成义理之书而直接引用来说理。这是发生在孔子之前的时代，所以对《周易》作义理认识也并非孔子之首创，只是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这种理性思想，也逐步形成了孔子对《周易》的认识观。加之晚年孔子好《易》才有新的突破，才有了对《周易》本质的看法，才有了《论语》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真实写照。但就这么一句话，可后封建社会后期里的儒家学者，并不认为这《易》是指《周易》的，也对司马迁《史记》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的说法怀疑，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孔子是不会喜欢《周易》的。那些文人学者把“五十以学《易》”里的《易》作“亦”解。因帛书《易传》的出土，《要》文里孔子与学生子贡的辩论，才证明了孔子晚年喜欢上《周易》是确实的，《论语》里的说法也是真对《周易》一书的，也证实了司马迁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帛书《要》的考古发现，给人们认识孔子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看法提供了正确的史料价值，也为人们从新认识《周易》一书的性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