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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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这里记载郑国的游吉，从楚复命回国，告诉子展说楚王将要死了。认为楚王不修德政，反而在诸侯那里贪图进奉。游吉为阐明楚王快死的说法，就引用《周易》的句子做为引经据典为论证的依据。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复》篇中的句子内容，来阐明“楚子将死”道理。《周易》里的“迷复凶”，是指“迷途不返，就凶险了。”也可解释为：“迷失方向，而不改正，就凶险了。”意思是在错误的道路上，不悔改，就是凶险的后果。游吉引用这《周易》里的话，隐喻楚王有错不知改悔，不就是快死亡了吗？这引用的句子再恰当不过了，增强了论事的说服力。这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可是两码子的事。这游吉可是郑国卿大夫级的人物，是代表郑国出使它国的外交使者。这也反映了《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的上层卿大夫眼里，是与史巫的认识不同，是被看作一部理论书籍，这在《左传》里是个泾渭分明的事情，这应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4《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这是医和为晋侯（平公）看病后出来和臣赵孟的一凡对话。医和引《周易》里的“蛊”来解释平公的病情，即从“蛊”字意上又从《蛊》所用符号取象上来解释平公病因。

用白话文看这两人的对话：“赵孟说：‘何为蛊’，医和说：‘这是沉迷女色惑乱所引起的，从文字上说，蛊有虫和皿组成。器皿里有虫就是蛊。谷子里生出虫子，变成飞蛾，也是蛊。’在《周易》里表示女子迷惑男人，大风吹落山木也叫“蛊”。这都是同样的东西。”

医和为赵孟解释什么叫“蛊”，即从“蛊”字的组成上解释，说谷子里生出的虫子，又认为《周易》里“蛊”是“女惑男，大风吹落山木”来解释什么是“蛊”。把“蛊”解释清楚了，也就说明了平公的病因了。医和从“蛊”字是有‘虫’与‘皿’组成，说明器皿里有虫子，这好理解是拆字分析法。后来就有以“拆字”来分析问命运吉凶的。又解释谷子里生出虫子变飞娥也是“蛊”，这也好理解。谷子是盛在器皿里才会生出虫子的。那么医和说的“女惑男，风落山”恐怕没有对八种取象筮卜上的专业知识就不好理解了。这是通过“蛊”里的“六联体”符号取象的说法（这种最早对《周易》的解释，对后世“易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时史巫筮卜，把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八种物象说，后来把《周易》一书也约定俗成的称卦了。《蛊》里所用符号，上三划为八卦里”艮”取象为‘山’，又取象为少男;下三划为”巽”取象为‘风’，又取象为长女。

这是春秋史巫筮卜发展出的一套学问，已经不是《周易》原创里的内容了。这医和就是按卜筮上的符号取象说法来解释“蛊”。这就是医和所说的“女惑男，风落山”的来历。因为“八卦”筮卜上，《蛊》卦符号里的“巽”卦取象为风，又取象为长女。而“艮”卦取象为“山”，又取象为少男。因为医和为晋平公看病时说，“病不可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意思“病已经没法治了。这叫做‘亲近女色，病同蛊惑。’这医和看病也结合《周易》一书来论病道，可说奇特，虽医和用《周易》“蛊”论病，如同采用春秋时期史巫筮卜上的那套说法，但并不是通过占筮而论，是直接通过《周易》里的“蛊”名，按“八卦”取象来论平公的病因。虽用的是取象理论，但与筮卜还是不同的。

5《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这里记载的是一次在晋国绛城的郊外出现了龙，魏献子就龙的问题请教蔡墨。蔡墨解释了一大通，从以龙为姓氏的渊源，讲到设立的官职上，及水官的废弃，所以龙也捉不到了。在解释中并引用《周易》里《乾》与《坤》篇里有关涉及到龙的句子内容，来说明古时是有龙的根据。蔡墨认为古时侯是有龙的，并以《周易》一书里出现有关龙的说法来作为依据。“如果不是早晚都见到，谁能够说出它们的状态呢？”（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蔡墨引用《周易》一书里有关龙的句子，来回答魏献子问龙的问题，以增强自己认为龙存在过的说服力。这里虽然蔡墨错误理解《周易》里《乾》、《坤》两篇文章里出现的有龙之句，就认为古时有龙存在的依据。孰不知《周易》是用龙作比喻，是让”君子”学龙的那种伸屈变化的本领。但蔡墨并不是用《周易》里的句子如那些史巫用于卜筮，毕竟是引用《周易》的文章句子在阐明他要说的事物道理。这显而亦见是当作理论书来引用。

6《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里记：“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穀，深穀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到这《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而这例里所引用《易》卦说法则出现了。已不同于用《周易》称谓，而是用《易》卦。

这很明确的出现了《易》卦的称法。并且这里引述《易》卦里的内容论事理，也与一前的说法不同了。这里是很明确的用“八卦”筮卜上的术语了，“雷乘乾曰大壮”。这时候“卦”字也出现了。直接把《易》说成为“卦”。也是用“八卦”里的术语（雷乘乾）得出“大壮”一卦的名称。这又是一种称法。那么这里出现的“《易》卦”，是否是指《周易》呢？虽然《周易》里有“大壮”一篇文章，也与这里称《易》卦而以“雷乘乾曰”所引出的《大壮》之名是一样的。哪么，是这里的《易》卦，因有了“八卦”取象新内容的产生，而有别于《周易》一书，才用了一个“易卦”的新称法呢？还是如同考古上发现的《归藏》卦的说法呢？但通过《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里记的这段话，无法明析这“《易》卦”的概念，是指《周易》，还是其它种的卦书，如《归藏》式《连山》的那种“卦”书，因为这里所引用的说法并没涉及文辞内容。

这一段话是史墨回答主子赵简子的话，即没有用《周易》一名称，也没有引用《周易》里的内容，而是出现新称法《易》卦，又是通过八卦名称，而论说事理的。史墨就是史官，史官就是专掌占卜的官，自然引用《易》是以“卦”来说事理。同医和引《周易》“蛊”中的八卦取象，“风落山”之为“蛊”，是一个说法。不过医和没有史墨的说法明确，而两者所称的名称也不同。一个称《周易》，一个称“易卦”。史墨的“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这是一种新说法，这句话意思是：“在”易卦“象里，代表雷卦在乾卦上，叫做‘大壮’。这是上天之道。”这里史墨说的话，是通过筮卜上一套说法，即“八卦”纳入六十四画符号里，变成了六十四卦符号称法，而“大壮”卦符号正是所谓的“雷”（是八卦之一的震卦取象为“雷”），在乾卦（乾，也是筮术上的八卦组成之一。八卦里的“乾”与《周易》一书里的《乾》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之上。这里说的话是通过《大壮》卦画符号的八卦取象得出的。

史墨通过《大壮》画卦取象得出“天之道也”。这里的“天”是乾卦的取象。这都是史巫筮卜过程发展出的东西，本不是《周易》一书原创的内容。到春秋后期已开始把八卦这种本是筮术的东西混淆与《周易》一书。又被史巫直接按八卦取象引用来说事理。虽然与筮卜不一样，但用的是筮术里的内容说事情。史墨本身就是一位史官，是属史巫的身份。在《左传》还有记述，史墨为赵筒占卜的例子。在《左传》里出现两例，医和与史墨，一个是医，一个是史。史是负责占筮的官。而医与巫，也是巫医的称法。自然懂得占筮，又懂得医术。所以两人，不经占筮就直接引用附在《周易》上的筮术内容来论事理。既不同于伯廖引用《周易》里的篇名取其字意来论事理，更不同于知庄子，郑子大叔，等人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内容来论说事理。史巫的身份与上层官员贵族身份不同。两者引用《周易》说理，以引用方法与内容则是明显的不同。一种是用《周易》文章内容的义理，而另一种则是通过筮卜产生的八卦筮术（八卦取象）理论来说事理。这也说明这两派人物，都熟记《周易》，但理解的角度与运用则不相同。总之，这不同于史巫用《周易》于筮卜，这里毕竟是用在说明道理。而史巫的直接引用八卦取象，称《周易》或《易》这是混淆《周易》概念的开始，也是为后世对《周易》错误认识的根源之一。当然史巫（医和与史墨）的引用《周易》一书内容，直接用于说理，这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从以上《左传》里引用《周易》的六个例子来看，无论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或是引用《周易》里的名称所作的解释直接用于阐明事理时，则与《左传》里记载的筮例称法不同，而是说“《周易》有之，在……曰”。这完全与史巫把《周易》当卜筮不同，显然在上层人士眼里《周易》就是一部理论书。

我们通过《左传》里记载的几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以增强阐明其论说的事情道理，这在后来的修辞学上叫“引用”。这可是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筮卜比类附会人事吉凶是两码子事。不能只看到《左传》里的记载了春秋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类人事吉凶，而忽视春秋时期上层人士把《周易》看待成理论书籍而引用，在于阐明事物的道理，就不加分析的认为《周易》一书是筮卜之书。

以上是从《左传》一书里所举反映春秋时期两派人物对《周易》一书的运用。在史巫眼里《周易》的文辞成了通神的兆示人事吉凶的神谕，而上层贵族卿大夫人士是把《周易》看作义理之书。这《周易》一出现，在春秋时期就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观而同时存在着。

《左传》里记载所引用《周易》，如同《诗》、《书》那样直接引用说明事理。不过明显出现了两种引用用法，既取”辞”(《周易》里文辞)引用和取”象”(《周易》所用符号上已被衍生出八种物象，后称”八卦”取象)引用。无论取”辞”与取”象”均对后世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史与医的”取象”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由”象”占(八卦取象卜筮)而引发出”象”理(取象说明事理)，即后世发展出庞大的”象数派”易学学说(当然是《周易》又被篡改成数字卦爻格式后，增加了”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