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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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卷:帝制时期”易学”评论

第一篇:两汉”易学”评论

第四章:两汉象数筮术易学勃发的时代环境

第一节

西汉是开创“独尊儒术”的时代，既是一个“经学”时代。“经”是《诗》《书》、《易》、《礼》、《春秋》。从汉时的“五经”到后来的“十三经”成为后封建帝王社会时期里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

“五经”是先秦儒学经典。由经典和对经典的诠释所构成了“经学”。“经学”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维护其统治秩序，而树立起的权威思想，并成为思想界里的垄断意识。在西汉儒学被定为一尊后，儒家的学说在帝国时期里又被赋予上法典的意义。

汉代是中国后封建社会文化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儒学在这个时期由一种百家之说里上升为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经学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选官制度为统一知识阶层思想的主要手段。而汉儒的经学，从义理上已不能与先秦原始儒家相比了。由先秦释《易》（《周易》）的易学来看是重人道排神道，而到汉时变成了重神道，轻人道，这在思想史上是个大倒退的时代。尤其两汉”易学”体现的是天道神学化。

正是汉朝以天命观与王道思想相结合，而退回到先周时期的思想意识。汉学者直接将天人观念用于论证君权神授，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出发，以阴阳灾异说“经”，十分明确地为大一统王权张本。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

“天人感应”的世界观是董仲舒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肯定和强调天道秩序，以天道作为规范人伦政治架构的终极基础。

神学化的经学成为两汉官学之风气，汉儒生力图用神学化的经学辅政，试图以阴阳灾异学说来制衡、约束现实的君权，以使君王勿恣意妄为。而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者则完全把神学化的经学当作工具，故两汉才有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图谶祥瑞，五德始终，八卦明堂，卦气月令等各种神秘学说甚嚣尘上。

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大背景里，两汉易学成果正是“象数”易学，并且形成了“易学”史上的一个最有影响的流派“象数派”。

汉代象数易学是个同途而殊归，一路通过《易经》(周易与易传)里的八卦与占筮学说产生象数易学而归向占筮术(占验派象数);一路通过《易经》(周易与易传)里的象数学说所产生的象数易学归向对今本《周易》的义理注释(义理派象数)。但有时两者又是难解难分，就像《系辞传》里所对今本《周易》论述的那样。

汉代的“易学”是承继《系辞》里亦巫亦里的学说，并且最终发展出了筮术易学，并发展出新的“八卦筮术”（即纳甲筮法），超越了先秦史巫以《周易》而演变出的“八卦筮术”蓝本。

被后来称之谓的汉“象数”易学，既承先前八卦筮术上的“取象学”，又发展出“象数学”。汉“象数学”是一个承上启下，可称为八卦术的轴心时代。后来的一切术数，都可以从汉“象数易学”（两汉“象数易学”是个复杂的概念，既有以今本《周易》为蓝本的学说，又有以《易经》为蓝本的研究学说）里寻到渊源。汉朝里产生了不少“象数易学”者，无论从卦气、风角、星象、阴阳灾异等学说上，都可称之谓是巫术思维复兴的产物。

而汉朝的学术精英层里也多是亦巫亦理的双重文化人格心理，一面习研经学，这种官定的儒家经典，而另一面又如饥似渴的吸收消化同时代里产生的阴阳灾变学说，以次想指导与匡正朝庭和天下。也正是汉武帝“独尊儒术”，汉朝把“五经”做为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由此也使“五经”走向神学化，而用阴阳灾异来释经，因此排除了先秦其它诸子学说，理性的东西被排击了，非理性的东西彰显了。

五经之首的《易经》，是《周易》加《易传》，正是《易传》里的《系辞》里有巫术理论。“五经”本身有巫术思想（因《周易》成为《易经》的内容，而《易经》里的《易传》里有巫术思想），并不排击巫术（筮术本身是巫术的重要一脉）。经学时代里自然培养的是双面人格的儒家人物来。我们且看“五经”内容里所体现的巫术东西。

1作为“五经”之一的《易经》，到汉时已把《易传》（“十翼”）上升到经的地位，《易》经的内容是《周易》加《易传》。秦时把《周易》看为卜筮之书，不被焚禁。《汉书·艺文志》里说：“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

把《周易》当成筮卜之事，自不是始于秦，而在春秋就开始了（《左传》里记载）。秦认为的《周易》为筮卜之事，当然是指能卜筮的“八卦筮术”《易》了（即今本《周易》）。即把《周易》改变成能卜筮的那种卦爻式文本。正因秦帝国里把今本《周易》当作是卜筮之书，不加焚烧，才使筮卜之“易”（即今本《周易》）大兴。而到汉时，筮术易也跟着盛行起来。是秦把今本《周易》当成筮卜之书，才使今本《周易》一书得以保存下来，并传者不绝。只有进入帝国时代，不去追根求源探明《周易》真相，才真真的会把《周易》看成筮卜之书。帝国里不可能产生象帛书《要》里那种理性的认识，也不会再使《要》文里那种理性的声音在帝国里存在。所以在两汉时期里也不可能象《要》文里的那种理性的思想出现，也不可会出现揭示《周易》原创一书如何被史巫衍生出八卦筮术的历史真相来。因为体制里没有理性的生存空间，神学与王道政治结合而行，才能使帝国周而复始的存在下去。故而才有《系辞》里那种神秘主义与巫术理论的出现，当然也不忘王道（圣王）思想的发挥。这种神、巫、圣（王权）三道合一的思想，正是帝王家天下里的需要。帝国里把《周易》认为是筮卜之书，而《系辞》、《说卦》又是亦巫亦理，混合了神学化思想。《系辞》里有巫术的理论与方法，更重要的是神秘主义思想的大本营，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神秘文化的活水源头。这就是五经之首的《易》经。更何况《易经》里的《周易》，在帝国时代是被认为能通神的卜筮之书，那么，五经之首的《易经》岂不是体现的是巫术的东西，这《易经》在向帝国的读书者提供的是什么世界观与方论，也就可想而知了。

2而作为“五经”之一的《书》经（《尚书》）里弃塞着神话时代传说的虞夏时代的文章，那个时代能有文章么？那些文章自然是不可信了。就“商书”也多不可信，那是春秋战国时期人的作品。而被认为可信的“西周书”，不说充满着大量的天命思想，而且是贯穿着巫术思想。“商书”也就不必看了，甲骨卜辞说明商王朝事事都离不开与神沟通，以得到神的启示。

我们且看《尚书》里的“西周书”对巫术行为的描写：

《周书·洪范》“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

《周书·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史乃册，祝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篇见书’，乃并是吉。”

《周书·大浩》：“予得吉卜，予帷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宁王帷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尔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延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

《周书·洛诰》：“予惟已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书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乃献卜。”

这以上出自《尚书》里的“西周文”里的占筮记录，体现了西周建国初三代（文、武、成），既信仰天命，也倡导修德配天的神鬼思想。而决策事务前不忘龟占以得到“天”的启示，这就是《书》经里龟卜的天命思想，作为帝国思想文化领域上的统治地位，而教化天下。

3我们再看“五经”之一的《诗》经：

《诗·帛系》：“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诗·文王有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威之。”

《诗·定之方中》：“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

《诗·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诗·杕杜》：“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

《诗·斯干》：“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

《诗·无羊》：“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未年。”

《诗·小旻》：“我龟既厌，不我告犹。”

《诗》里也有不少反映占卜的东西，并不排击巫术。

一部《诗》歌上升为“经”，并被注释成礼教秩序里的思想武器了。

4《五经》之一的《礼》。

《礼》有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周礼》形成较早，其次为《仪礼》、《礼记》。《仪礼》、《礼记》多编成于西汉。因《礼记》《仪礼》为今文经、西汉立于学官。《周礼》为古文经出现的晚，未立于学官。今古文经学之争是在“独尊儒术”以后发生的争论。因秦焚书，西汉靠两个来源收集经典，一是靠记忆和背诵口耳相传记下来的，汉人用通行隶书记录下来，作为传本，称为今文经；一是从地下和孔壁中发现的古书，用古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两种传本经义一样，只是记录的文字略有出入，但后来围绕着两种不同的传本，标榜门派，各立师说，以正统自居。

总的说来，今文经在西汉极为盛行，一直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古文经虽有传本面世，但只是藏于秘府或民间流传，在学官和社会上没有地位。而东汉古文经学盛行，取代了今文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杂糅今、古文经学，结束了今古文经学之争。

“三礼”类似于国家行政组织法规和民事、宗教、道德、风俗、习惯法典。且看《三礼》中的巫术思想：

《仪礼》：“士冠礼，筮于庙门……筮与席，所卦者，具馔于西塾……筮人执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