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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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先天后天论

先天卦断吉凶，止以卦论，不甚用《易》之爻辞。后天则用爻辞，兼用卦辞，何也？盖先天者未得卦、先得数，是未有《易》书，先有《易》理，辞前之《易》也。故不必用《易》书之辞，专以卦断。后天则以先得卦，必用卦画，辞后之《易》也。故用爻之辞，兼《易》卦辞以断之也。又后天起卦，与先天不同，其数不一。今人多以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五、乾六、兑七、艮八、离九之数为用。盖圣人作《易》画卦，始乙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加一倍，数自成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故占卜起卦，合以此数为用。又今人起后天卦，多不加时，得此一卦，止此一爻动，更无移易变通之道。故后天起卦定爻必加时而后可。又先天之卦，定事应之期，则取之卦气，如乾、兑则应如庚、辛及申金之日，或坤为戌、亥之日时，兑为酉日时。如震、巽当应于甲、乙及支木之日，或震取卯，巽取辰之类。后天则以卦数加时数，总之而分行卧坐立之迟速，以为事应之期。卦数时类，应近而不能决诸远者，必合先后之卦数取诀可也。又凡占卦中决断吉凶，其理洞见，止于全卦体用生克之理，及参《易》辞，斯可矣。今日以后天卦，却于六十甲子之日取其对方之魁，破败亡灭迹等以助断决。盖历象选时，并于《周易》不相干涉，不可用也。”

这里出现的“盖圣人作《易》画卦，始乙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加一倍，数自成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故占卜起卦，合以此数为用”说法，其主要目的是把”卦”变成”数”用于算卦的。

而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上》里也说:“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八卦者，明相交错而成六十四卦也。数往者顺，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以生之卦也，故云数往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曰知来也。夫易之数，由逆而成矣。此一节，直解图意，若逆知四时之称谓也。

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分为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长之，巽以消之。长则分，分则消，消则翕也。”

这里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是对《易传·系辞》里说的”天地定位”，而说伏羲画八卦，而交错衍生出六十四卦。这同上面的“盖圣人作《易》画卦，始乙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加一倍”说法，从理论上说应是一样的。但《观物外篇上》里的说法，并不是指”六十四卦符号”的生成法。邵雍的”加一倍法”，是无疑是指由太极生两仪到八卦的生成法，他认为而六十四卦符号也是由八卦符号相互交错产生的，这就是他的错误认为了。

邵雍说的”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言象征万物的六十四卦是由“八卦相错”而生的。其次，邵雍所谓的“加一倍”数，是于“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之后说的，显然是指六十四卦的相互交错的“卦数”而言。

正如一学者所言“我们可以参看《先天图》(即“伏羲六十四方位图”，笔者注)而了解邵雍所说的六十四卦序数。《先天图》圆图上方乾卦与姤卦相接，下方坤卦与复卦相接，可以明了以乾为祖的卦变，是第六变时变乾之初爻而得姤卦；第六变时变复卦之初爻而得坤卦（第一变得乾、夬二卦，是为“一变而二”；第二变得乾、夬、大有、小畜四卦，是为“二变而四”；第三变得乾至泰八卦，是为三变而八；第四变得乾至临十六卦，是为四变而十有六；第五变得乾至复三十二卦，是为五变而三十有二；第六变，是变圆图左方三十二卦之初爻而得右方三十二卦）。如此说来，变乾卦而得姤卦，变复卦而得坤卦，那么《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的阴阳消长就是一个o型模式。”

由此说明邵雍说的“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并不是指所谓六十四卦符号生成法。邵的”加一倍法”倒是没有歪打正着，因《周易》所用的那套符号，发明产生时，正是以两个不相同的基础符号，交互叠加而推衍出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生成可总结为”加一倍法则”。

《周易》所用那套符号，即《周易》作者在创作《周易》书时所用传承下来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组合产生发明时就是个”加一倍法”。当然那时是有其实，而无其名，即不会知道是个”加一倍法”，现在可以总结为是个”加一倍法则”完成的。实是由两个基础符号，在倍增的原理组合下，其结果是个无限大的组合数目。现在可以说”倍增法”是《周易》所用那套符号的生成法则。即如同国王在棋盘上放米粒的那则寓言故事，就是个”倍增法”(或叫”加一倍”法。

相传印度有位外来的大臣跟国王下棋，国王输了，就答应满足他一个要求，在棋盘上放米粒。第一格放1粒，第二格放2粒，然后是4粒，8粒，16粒…直到放到64格。国王哈哈大笑，认为他很傻，以为只要这么一点米。按照大臣的要求，放满64个格，需米18446744073709551615粒，是二十位的数字。这些米别说倾空国库，就是整个印度，甚至全世界的米，都无法满足这个大臣的要求。

棋盘与米粒的故事，是千倍增原理。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却是倍增原理，即”加一倍”说法。但邵雍的”加一倍”说法，并不是所谓”六十四卦符号的生成法则。

《周易》一书所用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的初始组合产生，并没有什么神秘性。既不是伏羲始创的“三联体”符号组合（所谓的“八卦符号”)，也不是文王推演出这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所谓的“六十四卦符号”），应是商代的人们在生产生活里的智慧结晶。这套符号的初始组合产生，是用于生产，生活中的记事运用。商代时期既没有选择使用三十二个不相同的“五联体”符号，也没有选择使用一百二十八个不相同的“七联体”符号，而是选择了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作为一套符号来使用。把这套符号定位到“六联体”组合，大抵有如下其道理。在作为数序功能的使用上，选择三十二个不相同的“五联体”符号，利用起来有点少；若选择使用一百二十八个不相同的“七联体”符号，其数目显然有点大，而选择“六十四”正好接近“甲子六十”数序符号组合（商代已用“甲子”组合符号来记日，用干支来纪日在商代的甲骨文记载中已经很常见），这是其一；再一是从这套符号组合上说，即从组合的对称美观上来说，每组“六联体”组合比较对称。总之，选择“五联体”组合配比既不美观，作为使用数序又太少了，同理选择“七联体”，从组合配比上来说既不美观，作为使用数序又太多了。所以古人就选择了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来使用与传承，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而有什么神秘可言呢？

这套被传承下来的“六联体”符号，起初的推演排列，既是生产生活里的智慧结果，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明过程，即在生活中虽可偶然的用木棍和石子等物排列受到启发，而排列发明有规律的叠加“物”，就可成为不重样的组合符号来，而可作为一种算筹工具来使用。这套符号有两个不同符号的叠加排列，是个有“二”到“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乃至无限大的数目排列倍增方法。而传统上（即后封建社会时期）说的“八卦演六十四卦”（即八八六十四卦），就是这套符号以两个不同符号为基础而推演组合到“三联体”时，出现八个不相同的“三联体”符号组合。到“六联体”组合时，就会出现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而且从这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中所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八个不相同的“三联体”符号叠加的组合现象(即用八个“三联体”符号，叠加成“六联体”符号时，叠加出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这就是八八、六十四的说法)。后人就认为先有了八卦符号，六十四卦符号是有八卦符号（即“三联体”符号）推演出来的。实乃后人所认为的八卦符号只不过是这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产生的必然组合过程。犹如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同样可以两两叠加在一起，而组合成“十二联体”的符号来，那么，同样就会认为是“六十四卦演四千零九十六卦”。用八个“三联体”符号，两两组合当然可直接组合出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同理用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两两组合也可直接组合出四千零九十六个不相同的“十二联体”符号来。如何知道的呢？这是通过这套符号的组合，而总结出的规律所知。所以我们通过这套符号（即“六十四画符号”）的组合方法，也由此而知后封建时期里对这套符号里的八个“三联体”符号（即所谓的“八卦符号”）的神秘化，和对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即所谓的“六十四卦符号”）的神秘化，即所谓的伏羲创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虽是个虚妄的说法，但用意则是神道设教之目的。

正是后封建社会里将这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越来越神秘化。这套符号不但成为算卦（算命）的工具，而且又成为“风水”迷信上的使用工具。有这套符号而演变、派生出的诸多“图式”，既成了后封建时期宋朝以降中国人的命运文化图腾；又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神秘文化学问。下面则是所见后封建时期里以这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的“六联体”符号而演义出的诸多“图式”：

(因无上传图片，故略，网上可搜六十四卦图)

无论用何种神秘兮兮的图式来表示，只不过是以这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颠来复去的搭配组合而已。若问在当今对这些”图式”有何作用与意义，用这些“六联体”的符号来搭配组合出不同的图块，作为儿童智力开发游戏，也许有一定的意义。当然这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作为数序来使用，依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