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六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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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把程颐的义理《易》与朱熹的筮卜《易》说是一回事，同是决疑的。

“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

这正是王阳明把卜筮与义理等同看待的理论依据，把《易》当占问天命看待。这在后封建时代，就是这个理，后封建社会里确实无论讲什么义理者，并没去反对占卜这种通神术，并不反对君权神授，天命神学，阴阳天道世道循环;与其那些所讲的占验卜筮，问诸命运前程，从这点来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后封建社会里，是“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思维。后封建社会里是鬼神、巫术、迷信横行在人们精神世界里的时代。后封建社会里那些天道、阴阳、五行“义理”易学之说，并不能遏制筮术易学。从这个方面来看，王阳明说的“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是真实的反映出了后封建社会里人们的世界观。但这里也别认为王阳明对帝王社会里的思想意识有了什么反思，才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说法来。其实王阳明的思维逻辑，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一样是“巫术式”的，即巫术思维。同理王阳明在他的”玩易窝”里，从他认为的《易》占里玩出筮理同一说。王阳明的筮理同一说，无疑助长筮术迷信进一步的泛滥。

王阳明的《传习录》里这样说：“《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又说：“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又如他所言的“良知即是《易》”，难道《易》是占问天道的固有之”理”吗？

这充分表明王阳明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巫术思维里。看看这所谓大儒的思想，明朝走向衰败，灭亡，已成定局。

总之，王阳明的“筮”、“理”同一说，无疑是停留在巫术思维下的思想意识。

由此说明王阳明在他的”玩易窝”里，玩《易》玩成了筮理不分。

如他的《玩易窝记》：“夫《易》，三才之道备焉。古之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观象玩辞，三才之体立矣。观变玩占，三才之用行矣。体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动而化。神，故知周万物而无方；化，故范围天地而无迹。无方，则象辞基焉；无迹，则变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斋戒以神明其德也。”（《全书》卷二十三）

说明他的”易学”观是来自《易传·系辞》影响，即亦筮亦理的影响。他的易学观，始终是念念不忘玩占。他更是忘记了先秦伟大的孔子与荀子所言的“知易者不占”与“善易者不卜”。

明以前的宋代义理派，虽有极大的发展，而最大义理易学成就的程颐，也只是避而不谈《易传》里为何说《周易》有占的一面，虽不去注释，只是避开。既不批驳，又不揭示。除程颐外，更何况那些亦筮亦理”义理”派，也许他们无法揭示《周易》为何是筮术格式，也就认可《易传·系辞》经文里的占说。这是其一;其二在义理阐述《周易》时，即使程颐并无法完全抛开象数去对《周易》的解释。使象数泛滥于易学上也就可知了。故帝制里的义理易学，并不能启蒙对《周易》全新的识。义理易学，既不能排击象数易学，也无法排击筮术易学，才有象数和筮术易学与义理同途同归的易学奇观，才有了明代帝制里把义理易与筮术易合归于一起成为科举入仕的官方教材这种奇观。也才有了王阳明的奇葩易学史观:“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

帝制里无论义理易学，仰或象数易学;也无论是筮术易学，或是亦理亦筮易学，或是图式易学。均如盲人摸象而已。更是《易经》(算卦格式《周易》与象数义理和筮术之说的《易传》)所造成这一连串上的恶之果。

而王阳明的“心”说，看似有点类似迪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但两者哲学思想的思维方法，所引向的结果，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迪卡尔成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引起一场哲学启蒙，引起主体者觉醒。而很可悲的是王阳明无法享有东方哲学上的殊荣，王阳明的哲学即不能引发中国哲学上的一场启蒙与突破。而王阳明心学流弊，为后学者只能高谈心性，空喊致良知罢啦。而帝王官僚统治者已然、依旧干尽了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再次导致落后民族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再次蒙受一场巨大耻辱与劫难，更加造成近代社会的衰败与落后。王阳明的哲学同样不能救国与救民，同为儒学的道德政治“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