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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后,老彭请徒弟高矿安来家里吃饭。高矿安,二十六七岁,长得肩宽体阔,步履如磐。原是县里的下乡知情,招工进厂,叔叔在县武装部工作。彭嫂今天休息,亲自下厨烹饪,虽然是家常便饭,却是色香味俱全的摆了一桌,引得高矿安吮嘴咂舌,赞不绝口。老彭从食品柜里拿出张弓大曲,端出一套酒具。高矿安接过老酒,把酒瓶颠倒摇晃几下,看着瓶里的酒花,赞道:“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弓。”老彭摆好四个酒杯,也给彭连斟上一杯。上学的孩子是不能和大人一起喝酒的,这是老规矩,今天破例,证明彭连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同席共饮。彭嫂厨房忙完,解下围裙,坐在老彭旁边说:“小高,以后休息就来家里吃饭吧,总吃食堂会腻,来家里换换口味。我做的菜都有点辣,不知你吃得习惯吗?”矿安说:“阿姨,您做得太好吃了。想不到,茄子可以这样做,真好吃;鱼炸得焦脆,连骨头都可以吃。我们这里都不吃鱼,鱼刺太多,老是扎嗓子,还取不出来。”老彭用筷子指着盘里的鱼:“这鱼我们叫穿条,长不大的,做的时候把头去掉,小火慢慢的炸,炸酥炸脆,连刺一起吃。”矿安说:“河滩里这鱼到处都是,成群结队。”老彭说:“这是昨天我下班后和彭连去河滩沾的,只下一网,就沾了两三斤。”矿安又夹起一条鱼,翻转看看,放进嘴里,细细咀嚼。
酒过三巡,老彭说:“你看彭连他们几个去县里验兵,一会儿时间还跟人打架了,段颂伤的不轻,唉,总是让人操心。”矿安停下筷子问彭连:“怎么回事,和什么人打的?”见彭连低头吃饭,又说:“这几个人长的什么样?你说说,县城不大,好打架的就那几个人,看我认识吗。”彭连看到父母在场,也不便多说,嘟囔一句:“他们跑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句‘安志军’。”“有他?”高矿安带着筷子拍桌,吓了彭嫂一跳,自感失态,尴尬一笑,不语。老彭说:“这些孩子,没吃过亏,吃几次亏就老实了。自古强龙不压地头蛇,去人家门口打架,能占便宜?”彭嫂打断说:“小高,你叔叔在县武装部忙吗?等下星期休息了你带着彭连去看看,我们都工作忙,走不开。”又对老彭说:“看什么时候去,准备一下。”高矿安说:“等我休息回家,带着彭连一块去县里转转,再找找上回打架的几个人,回去给他们上上课。别的地方不敢吹,在县里,我说话,这些社会混混都听。”高矿安酒量不大,喝点酒,话就多了,感觉在吹牛。彭嫂喝了两盅,说工会有事,提前走了。
下个星期天,彭连叫上嘉运,赵明一块儿去县里。他们在家待着也没事,做个伴;段颂因为头上伤没好,没有去。老彭提着一个黑色提包,交给彭连,彭连觉得提包难看,换成了银灰色的马桶包,是别人从上海带来的。四个人先坐早上的班车,到洪阳下车等长途汽车。班车穿过310国道继续行驶五公里,到火车站接送人。路上的长途车越来越多,车顶上都载着满满的包裹,这是以前没有的景象,过去是投机倒把,现在叫繁荣市场。
四个人上了车,说起打架的事,高矿安说:“安志军是我徒弟,一直缠着和我学拳。那小子挺仗义的,就是看他老实,我才教他的。如果他在外面打架,我是不敢教了。家里知道会惩罚我的。县城不大,你们说的几个人我都认识;还有一个叫猴子,经常在路边赌博,玩三张纸牌,骗一些刚卖完猪、羊、粮食的农民;他有一个托,是个秃头,赌博的时候在旁边装观众,对方输急了要打架,他又从托变成打手。还有一个穿喇叭裤的,外号叫钳工,经常在长途车上掏包,就这一段路,属于他们的地盘,到了地界就下车往回坐。今天阴历逢五,是县里赶集的日子,我们有可能碰到他们。”“警察不管吗?”彭连不解的问。“都是惯偷,抓了放,放了抓,判刑不够,不管老有人报案。长途汽车的售票员都认识他们了。”一时无语,矿安又问还有谁受伤。嘉运说:“当时打架的时候没感觉,回家后我的腰和背疼了好几天。俩人从背后打我,当时精神紧张,不知道痛。”赵明说也是一样的,疼的晚上睡不着觉,翻身都疼。矿安说:“打架时,对方人多,如果旁边有墙,你就背靠着墙,如果有树,你就靠着大树,这样你就不用担心背后受敌,正面就好对付了。”高矿安不光会拳脚,野战经验也颇有一套,令三人叹服。
车行驶到张岭车站,上来三个年轻人。正是喇叭裤、长毛和胖子安志军,上车后先四处巡视。嘉运说:“打架的就是他们。”矿安示意不要说话。因为四个人坐在最后排一,长毛三个人没有看见。
见三个人上车,坐在门口的女售票员认出了他们,高声喊道:“各位旅客,大家都醒醒,看好自己的钱包。”有歪头瞌睡的人抬起头,揉揉眼。喇叭裤巡视一圈,看到一个穿着黑粗布夹袄,五十多岁的男人,斜背着黑色人造革提包,站在离售票员不远的地方。喇叭裤和长毛一前一后的围住黑衣男人,安志军遮挡顾客视线。高矿安说:“你看,他们要对黑衣人下手了。”黑衣人警惕地看护着提包。车在疾驶,颠簸。当售票员报下一站名的时候,他再伸手摸提包时,惊慌地大叫:“钱没了,我的钱没了。”众人看去:提包被割开一条大口子,几乎和提包等长,让人看了哭笑不得;售票员知道是喇叭裤干的,但是又抓不到证据,警察来了也没有办法,以前办过这种事,停车不开门,等警察来搜查,甚至把他们几个带走,也没找到钱,只得放人。售票员大声喊:“谁见到钱了赶紧还给人家,看看老人家多可伶啊,发发慈悲吧,还给人家。”眼睛却看着喇叭裤。喇叭裤三人很快分开,靠近车门,等待下车。此时的黑衣人急的团团转,带着哭腔说道:“老天爷啊,是谁把钱拿了,还给俺吧,那是俺给老伴买药的啊!要不然谁舍得把半大的猪娃卖了。把钱还给俺吧。”高矿安已经按捺不住了,站起来装作不认识的对着喇叭裤说道:“谁拿了赶紧还给人家,不要做坏良心的事情,都积点德,做点好事。”此时喇叭裤三个人寻声望去,见是高矿安,喇叭裤不敢违抗,假作正义:“谁偷的,赶快交出来,不交出来把他送局子里。”并对坐车的老实人乱吼乱诈:“是你拿的不是,赶快交出了。”一番贼喊捉贼的表演。安志军发现师傅也在车上,吓的对喇叭裤说:“别说了,快点。”见有人执言,售票员勇气骤增,大声说:“赶紧拿出来,再不拿出来就报警了。”喇叭裤把钱从上衣转移到裤兜里,裤兜是假的,钱放进裤兜,顺着喇叭裤腿滑落地上,不被人发现。喇叭裤把钱掉落在售票员的脚底下,又装模作样的到别处转了一圈,转回来,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售票员的脚下说:“你脚底下是什么?”售票员低头一看,是一个手帕,捡起打开,陈旧的纸币,皱皱巴巴、零零散散的包了一手帕。黑衣人已经走来,双手接过钱,又转身对着喇叭裤弯腰鞠躬,语无伦次地说着感谢的话,黑挎包的大口子像河马的大嘴,一张一合的呼扇。这时到了县城车站,几个人连蹦带跳的下了车,嘉运彭连也陆续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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