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茫然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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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隆冬，我出生在苏中如泰运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正值自然灾害后的饥荒之年，庄上农民食不果腹，面黄肌瘦，男女老少不得不以树皮草根充饥，一时间浮肿病流行。

屋外下着大雪，母亲望着嗷嗷待哺的我，担心我会冻死或饿死。没想到大雪刚刚停下，老队长突然来我家通知我父亲去生产队里分稻子。

老队长一路踏雪而来气喘吁吁地对我父亲说：

“刚刚接到公社通知，今年出生的小伢儿每人可以分到一百斤稻子过年，快！快去队里分稻子1

父亲心想：“有了这一百斤稻子，全家人这个冬天就有救啦1

我爷爷听到这个消息，露出了久违的笑脸对我父母说道：

“嘿！这伢儿真是富贵命，长大指不定有出息，要好好把他带大啊1

儿时我经常生病是爷爷扛着我到数里外的大队卫生所打针吃药。

等我稍稍长大了点儿才知道那位给我打针喝苦药水的年轻女医生她是我的大表姑。

大表姑长相一般，皮肤黝黑，大而圆的脸庞儿上长着一双丹凤眼。

夏天的时候她还穿着袜子，可是全村的社员都叫她“赤脚医生”。我虽然有些茫然，但在我心里最尊敬最羡慕的就是这位当赤脚医生的大表姑了。她不需要像我父母和其他社员那样整天辛苦劳作，而是穿着干净漂亮的衣服还很受社员们的尊敬。社员们只要见到她总是围着她医生长医生短的叫着她。

她每次出诊朴实而热情的乡亲都会为她冲一大碗鸡蛋茶，几年下来她那黑呦呦的皮肤竟然变得像鸡蛋清一样透明白润了。

那时候我整天梦想着自己能快快长大，能像表姑那样也背上带红“+”字的药箱，穿着漂亮整齐的衣服，骑着崭新的钢丝车（社员们对自行车的一种称呼）在乡间地头为社员们出诊治箔…

在无穷无尽的梦想中我渐渐地长大了。

1976年的夏天十三岁的我已经上初一了。这天我家里的一头体型肥壮性情温顺的老母猪又生下了二十多只小猪仔，这头母猪已经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来源，我父母把它看成是家中的活宝贝。可是老母猪生小猪仔之后过几天就发高热了，小猪宝宝喝了猪妈妈发过热的奶水又开始拉稀了，我妈妈怕小猪宝宝再生病，不顾我是刚刚开学还是让我去公社兽医站请兽医。

我只好顾不得上学硬着头皮旷课去公社请那位人称“赵先生”的兽医。

“赵先生”毕业于泰州畜牧兽医学校，戴一副黑宽边眼镜儿，瘦削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两只三角眼儿的上方长满了又密又黑又长的眉毛，特别像报纸上的“林副统帅”。我内心有些惧怕他，但为了完成妈妈交给的重要任务，我又不得不壮着胆克服恐惧去请他。

“赵先生”以前来我家时我妈妈都要为他准备好几道下酒菜，赵先生不但能说会道而且能吃会喝，几乎每次都要喝得东倒西歪地才肯离去。我小妹妹最讨厌他醉酒后的样子，躲在他身后模仿着他的醉态，学他说话的腔调。赵先生走后，妈妈一边训斥小妹，一边无奈地对我们说：

“为了给老母猪看病家里花再多的钱也不能心疼啊1

从妈妈的态度中我意识到当一名兽医也同样受人尊敬。特别是我看到这位“赵先生”用的针筒比“赤脚医生”（我大表姑的）的针筒还漂亮时，我便立刻改变了梦想，长大要当一名兽医。

1978年秋天是我刚考上高中的时候，开学没几天我老祖父突然小便出血，家里急忙送他去岔河镇中心医院就诊。父亲的一位小姑父从江城医学院毕业后原分配在江城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因我父亲的小姑在岔河镇做民办小学教师，为了解决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父亲的小姑父便牺牲了自已在城市的工作调回岔河镇中心医院工作了。

父亲的小姑父是江城医学院毕业的，又在江城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过，水平高名气自然就大，在岔河镇感觉就如华佗再世、扁鹊重生，找他看病的人常常挤满他的办公室。我父亲经常说他小姑父医术高、人品好，说他小姑父家里的土特产总是堆积如山吃不完、用不掉，有时候还能送些给我父亲。

那时候为了响应国家“把医疗卫生办到农村去”的号召，江城医学院在岔河镇医院办了一所赤脚医生大学，人们习惯称之为“赤医大”，父亲的小姑父又是教课又是看病又是“开刀”简直忙坏了。

有一次我亲眼看见父亲的小姑父（我叫他小姑爷爷）给“赤医大”学员上课，小姑爷爷是做外科的，给学生们上外科手术课时，用狗做试范，把狗儿四脚朝天地固定在木制手术台上，用锋利的刀片去开膛破肚。可能是不打麻药的原故，那狗儿痛得嗷嗷直叫，惨叫声传出很远，我被那“手术”的场景吓坏了。从此我觉得医生其实跟我们村的杀猪匠王三儿差不多。那个时候我很天真很幼稚说到底还是无知，哪知道杀猪匠怎能和医生相提并论呢？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小姑爷爷替我老祖父诊断出是膀胱结石，我们一家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膀胱”，更不知道“结石”是什么东西？就怕老祖父这下没命了便担心得要命。

小姑爷爷说“膀胱就是盛尿的口袋，里面结石大了堵塞了输尿管，如排不出尿来，就必须要进行手术摘除治疗”。

我一听到“手术”就联想到“赤医大”学员们给狗做“手术”的场景，吓得我哭得不行，求父母把老祖父送到江城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

随后岔河医院的救护车便把我老祖父送到了江医附院。

我的家虽然地处偏僻的苏中农村，可是解放前却有几位先辈参加了革命。我老祖父有一位堂弟名叫丛其山他因吃不饱饭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到了陶勇的海军部队，成为了一名海军军官。解放后转业到交通部水运规则设计院工作，据说后来官至党委书记。现已离休，在北京市柳芳南里安享晚年。

我父亲的三叔叔吴春生，解放前做过私塾教师。因逃婚而参军，五十年代转业到江城医学院当办公室主任。他每次回老家都有“乌龟壳儿”的汽车接送他，四乡八邻有人生病都找三叔爷爷安排看玻乡长、书记都请他吃饭，在我们家乡很有名气。

在那个年代里，好多亲戚盖房都请他帮忙批木材、水泥计划。我家盖房时也是三叔爷爷批来的水泥大梁，我父亲用“挂桨船”从江城一路水运回家。

我老祖父去江医附院看病这件事一定要惊动三叔爷爷的。三叔爷爷打了一个电话给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后，老祖父很快就住进去了。我因为高中在读又揣着上大学的梦想，就专心在家读书没能去江医附院。但我心里已经无时无刻不对那座“救死扶伤”的人间圣殿充满着向往。

父亲在江医附院陪老祖父治病，他尽心尽责地服侍在老人家的床前。父亲只是老祖父的孙女婿，可父亲的孝行不但感动了老祖父，连病房里的其他病员、家属甚至医护人员都被他的行动感动得直竖大拇指。

父亲抽空便坐“机机快”（一种客船）回家，有一次他给我们带回半瓶老祖父多下来的“麦乳精”，父亲一边用开水冲给我们尝新，一边还给我们兄妹讲起医院病房里的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