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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唐时代,在地方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是谁?谁五姓七家,这些人虽然没有实际上的封地。但是因学问传承,历代为官,在地方上官场上,有了实际意义的封建。而五代将这一切都摧毁了。
朱温在黄河边上,将清流投入黄河的浊流之中,就代表着从西汉后期兴起的这种学术权贵世家,走向了终结。但是历史是发展,就是如此。在北宋短暂的平民社会之后,新的地方势力兴起了。
这一方面是吏员,在唐代的时候,吏员还不算什么。但是宋代吏员已经成为隐藏的暗流了。另外一方面却是地方宗族势力。
很多人觉得,文学作品之中那种古板的大家族,大家长。是中国从来就有的,并不是。因为在宋之前,普通百姓是没有祭祀祖宗的权力的。拥有祭祀祖先权力的,要么是官员与世代有爵位的家庭,要么是嫡脉。分出去的支脉,根本不纳入祭祀之中。所以地方上普遍的宗族结构是不存在的。
而这一切都是从宋儒开始的。
北宋时代很多家庭其实,也就是几口人。父母加上子女孙子一辈,不会再多了。而范仲淹开始营造学田,资助同族的读书。欧阳修等人提倡新的祭祀法度。到了吕大临提出蓝田乡约。
如此,北宋大儒们对散乱的农村进行的改造活动,就到了巅峰。
而宗族势力,也走上了历史前台。
元宋易代,元明易代,乃至于朱元璋对地方势力打击,大移民等。其实严重摧残了地面士大夫力量,而士大夫与地方宗族,很多时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并不是完重合,但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无他,宗族这东西,也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家中没有达官显贵,没有出头的人物。这宗族也就慢慢散了。但是家族之中,有达官显贵,有出头的人物,宗族势力反而凝聚在这些人身边。一方面这些达官显贵们需要一些贴心的人。没有比自己家人更贴心了。另外一方面,家族攀龙附凤,一人发达,大家都沾光。
时间一长,如果一个家族代代都有举人,进士。那么这个家族自然成为当地的社会贤达,士大夫代表了。
当然了,这些因为科举而兴的家族,也会因为科举而亡。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地方大族的更新换代,并不代表这些大族作为整体势力的消亡。
儒家以礼法治国,而原本的大明律集解,也就是大明律的注释,是相当重要的法律文件,在开篇说的十大逆,也就是十项大逆不道的罪过之后,用了大量的篇幅,说了一些一些老爸死了怎么办?老妈死了怎么办?还有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姐妹叫什么?之类看似很不重要的家庭伦理问题。
不明白这一点,就不明白儒家的逻辑。
张载的文章说得很清楚:“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儒家治世模型,就是皇帝不仅仅是天子,而且是皇族的大家长。而官员不仅仅是官员,也复制了这个模式,是地方家族之长。于是,天下是天子之族统领地方家族,各安其分。于是,皇帝作为天子,尤其要注意礼法。因为礼法,不仅是规范天子的,也是天子用来规范地方大族的重要规矩。是以,为什么,明代大礼仪争名分,争得那么凶,很多人死都不退让。乃至于前仆后继。
这里面固然是有政治利益的成分,更重要是大明治理国家的重要支柱,大明皇室与士大夫家族的重要纽带,如果皇室不讲这个,那么地方大家族大族长们,又怎么以尊卑有序,来压制其他挑战者?
前文说过,在宗族之中,个人是没有独立的财产权的。甚至在宗族之中,个人是没有生命保障的。
家族私刑,父母杀子,很多时候是不为罪的。在后世看来,有些父母将儿女看为自己的财产。都是被谴责,不容于社会主流的。而在明代,社会主流就是儿女就是父母的财产。后世说父母卖子女,更多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而这个时代,父母卖子女,是天经地义,乃至于大明律都允许的。
反过来,再看朱元璋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一场颠覆,从法律角度来否定了宋儒的意识形态。这是何夕想过无数次,但是都不敢做的事情。
而有这些基本权力之后,后续一些事情才能次第铺展开来。
只是这会遇见巨大的反噬的。
这也是何夕迟迟不肯动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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