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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4年的时候,张之洞已经在省城分设5所高等小学堂、43所初等小学堂,还在省城外设立17所初等小学堂。至于其他私人创办的小学堂,更是在湖北大地上星罗棋布。学校、学生都有了,关键就要看教材和老师。
现今提学使司的总务科,名义上是林纾出任科长,其实他只负责文件草拟收发这一块;至于教材审定,仍是归孙元起管理。
孙元起在学部的时候,已经审阅了各地的中小学教材,发现多数的科学教材都是各省临时聘请人手翻译日本的教科书。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本来就不怎么样,学校用的大半都是简化版欧洲教材。这么一溯源,便发现中国教科书底本都是一二十年前欧美的过时知识,把它教给中小学生,科学何时才能发展进步?而且因为每人的语言习惯不同,一样内容能给你翻译出几样来,比如养气、氧气,轻气、氢气,对于普及科技知识非常不利。可清末又没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这样的专业组织,眼下只有通过规定统一教材的方式,来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恰好此时收到了学部第一批审定的中小学暂用书目表,孙元起马上以湖北省提学使司的名义,下达了自己为官后的第一道命令:
“学部右侍郎衔署湖北提学使孙为全省中小学改用教科书事: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日,学部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事,蒙懿旨依议准行,颁布各省。今湖北全省教材芜杂,当遵旨统一。自本年七月起,凡新入学之学生,应采用标准教材,不得玩忽其已就学者,各学校当据现下课业进度,从中选定合适教材,不齐者补之,以两年为期,务必改正。如有不遵,严惩不贷。切切。特此告示”
小学已经成立了那么多,教材也开始统一,可如果老师还是那些子曰诗云的私塾老师,又能有什么效果?这个时候,孙元起才明白京师大学堂为什么最先办师范馆,其次才是仕学馆:办理学堂,首重师范
眼下湖北倒有多所师范学校:早在1902年,就在武昌宾阳门外创设的湖北师范学堂;专门培育幼儿园老师的湖北幼稚师范,创立于1903年秋;准备给老师进修所用的湖北师范传习所,开办于1904年;专为湖北各府县培育师资的支郡师范学堂,成立于1905年;今年年初,张之洞刚把湖北文高等学堂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又令各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先办速成师范,或先办师范讲习所……可是教学水平如何,提学使司内就无人知道了。
太祖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孙元起决定亲自出门,实地调查一下。选个响晴薄日的大早上,换上一身月白色的竹布长衫,就准备出门。
听说孙元起要“微服私访”,好事儿的杨度马上凑了过来,刘师培也当仁不让。其他几个,林纾老先生一大把年纪,还要译书,自然不会去凑热闹;章士钊忙着编写本年度衙门的财务预算,抽不出空;至于陈乾生,经常三天两头不见人,这个幕僚当得比做老爷的还舒坦。
老赵见孙元起要出门,也急忙跟上。孙元起摆摆手,让回去赶紧休息:几个青年后面,跟了一个说山东话的老仆,实在有点打眼见孙元起不让自己跟去,老赵总觉得不放心,连忙回身唤来三四保安,让在后面远远地缀着,好有个照应。
“大人、皙子兄,我们先去哪里?”刘师培本来也是傲气冲天,看人都是昂着头。可说到兴学办校、科学研究,孙元起能饶他五个不止,何况如今又寄居幕下,少不得也得恭敬地叫一声“大人”。而且他所学只限于经学,说到人情世故、阴谋诡计,远远不是杨度的对手。两人只认识数日,小伙子见到杨度就不敢再翻白眼了。
“出门在外,你还是叫我‘百熙’吧”孙元起随意地说道:“我们这回先去支郡师范和师范传习所,接着去湖北师范学堂,最后是两湖总师范学堂。”
“看来,百熙准备由俭入奢,渐入佳境啊。”无论阴雨清明、春夏秋冬,杨度手中始终离不开纸扇,仿佛这是他的招牌。
“不错,这四个学堂还真是步步登高——后人高过前人”刘师培道。
武昌城不大,说话间到了支郡师范。校门甚是简易,看门的老头正在准备早饭,炊烟袅袅。看是三个学生模样的青年走进学校,话都没有问一句,继续埋头于他的烧火大业。
三人进了学校,就看见几排整齐的砖瓦房。因为才建没多久,墙上还是雪白雪白的,每隔不远就用墨笔写着“学而不厌,诲而不倦”、“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等标语。或许是时间还早,教室里稀稀落落的只有几个青年人,或在补觉,或聚在一起聊天,少有在读书的。看见孙元起一行,也和门口那位老大爷一样,瞟一眼就算了。
书属于重要资产,所以课桌上很少有像后世那样,一摞摞堆满书籍的。孙元起想走过去看看那些人先来的人,手里到底拿些什么书。
刘师培眼尖,只瞟了一眼,就对孙元起低声说道:“是《四书章句集注》。”
是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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