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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愿闻高论!”孙元起非常好奇。
唐绍仪也不卖关子:“所谓治国,关键在一‘国,字。好比砍柴伐木,总要先知道砍什么样的木材,才好准备工具。如果是千寻铁松,你准备的是把柴刀,难免会无计可施;如果是连翘、黄杨之类的低矮灌木,你准备了宣花大斧,也未免大材小用。所以要想治国,先要明白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理想中的国家与现实中的国家主要差距在哪里?当前国家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
“眼下清帝刚刚逊位,南北和谈初成,国家政体尚未确定,好比一张白纸有待英雄豪杰涂抹。此时正是百年难遇的良机,一旦错过,则噬脐莫及!贤弟或许不信,愚兄就举李文忠公所言为例。李文忠公不避劳苦,不畏谤言,眼光卓越,手腕敏捷,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独任,国家倚为重轻,是大清享国三百年少有的社稷之臣!但他晚年曾自言,终生所为不过是一裱糊匠的营生。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同治以来虽然陆续平定发匪、回乱,天下初定,民心思安,当时号称‘同光中兴,。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不过是表象,大清经过康乾盛世之后一百多年的折腾,早已病入膏肓。好比是间破屋,由曾文正公、李文忠公等人东补西贴,居然成为窗明几净的干净屋子。如果遇到小风小雨,打破几个窟窿,随时加以补葺,还可勉强敷衍一段时日。如果遇到狂风暴雨,只能房倾屋颓,沦为丘墟。
“裱糊匠自然知道纸片下面是何等材料,也知道破屋随时有倾覆危险,却不敢越俎代庖替房屋主人拿主意,把屋子推倒重建。而且房屋主人对旧屋恋恋不舍总觉得还能支撑,心里也不愿随便拆建。裱糊匠只好听从房主的意见,尽力做些涂饰修补的活计,直到心力交瘁、油尽灯枯。这也是李文忠公晚年抑郁寡欢的原因。假如他要是生在立国之初必然可以垂范立极、百世沐恩,又何至于此?
“如今你我生逢其时,即便不能一言而决国家政体,至少可以否决许多不合时宜的建议,为国家后世造福。尤其是贤弟你,名声广布倾动朝野,一举一动天下瞩目只要提议建言,袁项城、孙逸仙也得虚心接纳,更应当认真思考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
自己想建成什么样的国家?孙元起下意识就想起了后世的中国体制。
尽管有无数公知、精英抨击这种体制****,造成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人民权益受损等等等等,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所具有强大的威力!在这种体制下,改革开放三十年间gdp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让中国成为世界同期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迅速超越法、英、德、日等国跃居全球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摆脱了贫穷落后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神舟飞天,嫦娥奔月,青藏铁路通车,高铁网络营运。一个又一个壮举无不彰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指日可待!
清末民初,中国外有强敌,内有割据,人民生活困苦,科技落后世界难道和1948年、1978年不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既然后世的事实证明体制可行,为什么不能把它移植到1912年?
唐绍仪见孙元起沉吟不语,便劝说道:“百熙,这几个问题虽然看上去简单,但要把它们想通、想透,形成圆融自洽的体系架构却非一朝一夕之事。你也不用急于一时,反正时间还很充裕,不妨慢慢思量,争取形成既具有自己特色又符合当下国情的治国理念。”
见孙元起点头,他又接着说道:“至于治国的‘治,字,就是把当前国家最紧要的几个问题排好顺序,让内阁诸人拿出可行性方案,集中全国力量加以贯彻实施。比如现在你认为完成行政统一、推行议会共和制、普及义务教育、整理财政、完善军备、铺设铁路等几项比较,但究竟哪一项先执行、哪一项后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该如何调整执行情况?这些才是国家元首、地方长官需要认真考虑的。至于如何执行,那是下属们的职责所在,不必元首、长官事必躬亲。
唐绍仪所言听上去平实无奇,仔细琢磨起来却大有深意。比如现在孙元起执政四川,就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要把四川建成什么样子,也没有认真考虑过理想中的四川与现实中的四川差距在哪里。至于四川当前最紧要的问题,他想到了蠲免农民的赋税,想到了筹建工农业体系应对即将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好像诗人写诗似的,遇到什么灵感就写什么,没有一个长期的通盘考虑。
杨度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智谋之士,他或许想过如何纵横捭阖让川陕的利益最大化、如何远交近攻来吞并周边弱小势力,甚至可能想过把孙元起推上大总统宝座。但他却对未来国家如何发展,如何改善民生、振兴实业,如何铸造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等重大问题没有多加考虑。在他看来,只有政治、军事上的问题才算真正的大事,经济、文化、思想上的问题根本不算问题,遇到了再解决也不迟。大概,这就是古代智谋之士与现代政治精英之间最根本区别吧?
半晌之后,孙元起才问道:“还有呢?”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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