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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亮很想问问是谁敢借他的人头,但最终没敢问出来。
从那天开始,宋教仁虽然仍在宁沪各地演讲,口风却为之一变,除了继续高谈阔论纯粹政党内阁外,开始大肆抨击起袁世凯、赵秉钧政府来。比如他在国民党南京支部欢迎会上就尖锐指出:
“自民国成立至今已有两年,但纵观政府所作所为,除了义务教育之外,几乎无一善政可言。有些方面不仅毫无善政,甚至是毫无作为、害国害民,比前腐朽昏聩的清政府更加颟顸,比如财政问题。
“可以这么说,政府对于财政的支出与预算全无半点计划。如今国内军费日涨,对外赔款又重,致使国库空虚、财政拮据,面对如此局面,各级官员皆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真真算得上是‘司农仰屋’了!而财政总长只知道向各国银行团借款,今日五百万,明日一千万,以此缝缝补补的办法勉强维持政府运转。列强现在也知道中国的窘境,经常以借款为条件,千方百计要挟政府以达到索权割地的目的。
“为什么政府会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置若罔闻,半点不萦于心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很快即将逊位交权,所以对任何问题都敷衍了事。最后,他们把难以收拾的局面交给了下届政府,遗祸千秋万代。如果我们现在批评他们,他们还会振振有词,称之为‘维持现状’。
“什么叫维持现状呢?好比有个病人生命垂危,路过的医生见到后却不肯对症下药,只肯开一剂参汤勉强维持病人的性命,维持病人当前的症状。我们能说这位医生尽到了医者的责任么?显然不能!所以说,维持现状就是当今政府最罪无可绾之处!”
宋教仁的尖锐批评引得舆论一片哗然,很多人以为他大力批判旧政府的目的,是为将来自己组阁营造舆论基础,扫清执政障碍。但同时也引起包括孙元起在内的很多人的猜疑:国民党尽管是国会第一大党,但在参众两院只得到34%的席位,远远没有达到简单多数,怎么就这么笃定自己能够组阁执政呢?
孙元起尽管疑惑,但为了在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拟定未来一年的工作打算,还是很客气地向宋教仁致电,隐晦地表明了合作的愿望。信中写到:
“遁初理事长大鉴:京华违教,忽忽数月,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正式国会召开在即,京城之中谣言四起,人心动摇,时事儳焉不可终日。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匡扶之力全恃贤弟。而国家建设大计亦亟待商筹,万恳即日力疾来京,主持一切,以救危亡。至祈勿却为盼!孙元起顿首。”
作为宋教仁以前的老领导,孙元起觉得自己的姿态已经够低的了,他多少应该给点面子才是。谁知过了三四日,宋教仁才勉强回电,上面只有干巴巴的几句:“高情厚谊感佩莫名,然沪上事务繁杂,京中政局晦暗难明,须择机方可北上。冒犯之处还请海涵。即颂我公大安!”如此程式化的回复,让孙元起很难寻摸明白其中的具体意味,杨杰、陈训恩等人也难以说出子丑寅卯来,杨永泰甚至怀疑国民党是不是跟共和党勾搭上了。
估计在这个世上,只有仇亮才知道宋教仁这番举动的真实意图:
发表抨击袁世凯、赵秉钧政府的言论,一方面是在虚张声势,以预备组阁执政的姿态压制党内的分裂势头以及反对言论;另一方面就是在拉仇恨,希望通过挑起袁世凯、赵秉钧的怒火,为组阁失败找到合理的借口,也希望通过袁世凯、赵秉钧的怒火能让国民党感到强大压力,从而消灭分歧团结起来一直对外。
至于不敢进京和孙元起会晤,道理更简单。现在宋教仁就是在吹肥皂泡,稍微轻轻一捅,闪烁着五彩六色的气泡就会炸裂,哪里敢和孙元起当面锣对面鼓地斗宝?——当然,即便孙元起不捅,肥皂泡也会自己炸裂的,因为正式国会4月份就要正式召开,距今最多也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好友,也是为了自己和政党,仇亮决定助好友一臂之力。
身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本来就是位于金字塔顶端,屈指算来,真正能救他的人并不是很多。在这不多的人里,排在第一位的毫无疑问是国民党正牌的理事长孙中山。
可现在孙中山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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