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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杀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孙传庭竟然把闯王大军留在唐县的家属,老幼妇孺一共六万多人部杀害。
这就不是军人,而是屠夫刽子手。这样的人如果能够最终获胜,老天爷都不会答应。
流民义军本来就是没法活下去的百姓,刽子手孙传庭竟然想通过血腥大屠杀来达到震慑人心的目的,这不是犯了众怒,而是犯了天怒。
九月十四日,官军和民军主力在郏县进行激战,民军战败逃跑,官军紧追不舍,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李自成本人也差点被擒。
面对危局,一大半民军将士产生了投降的念头。可是紧接着听到了唐县发生的大屠杀惨案,李自成手下的将士无不义愤填膺,濒临崩溃的士气一下子被彻底激发出来。
说来也是,只要是个男人,在阵前看见自己老婆孩子的人头,而且是堆积如山的人头,被吓死的绝对不多,被激怒的绝对不少。
天怒人怨,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孙传庭。
李自成接到报告,随即看见人头山,然后就说了一番话:“兄弟们别担心,我杀藩王,焚烧皇陵,罪在不赦。大家看见了吗?不妨再决一死战。如果胜了,就可以为死去的妻儿老小报仇。如果不能取胜,你们砍下我的人头投降也不晚。”
人怨有了,天怒随之降临。
已经两年没有下雨的中原大地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而且整整下了七天,平地水深达三尺。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李自成派大将刘宗敏率一万名骑兵从小路抄到官军后方,切断了官军火车营和前锋之间的联系。
为了麻痹官军,李自成的军师牛金星找人刻了一座高达三丈的巨大石碑,用鲜血写下战书立在两军阵前,约定日期同官军决战,以此牵拌官军。
官军有雨淋没饭吃,情绪开始浮燥起来,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他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军分路回师打通粮道。
陈永福部下的军卒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到陕西官军主力“向北撤退”,还以为他们是被阵前的巨大石碑吓破胆逃跑了。
主力部队逃跑了,自己却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陈永福部下的军卒都愤愤不平,也都跟在陕西官军后面“撤退”。
陈永福同样是一介书生,而且听到闯王两个字就心惊肉跳。看见自己的军卒“主动撤退”,他干脆顺水推舟撤退下去,一时间阵脚大乱。
民军乘机发起进攻,官军线崩溃。等到孙传庭缓过神来调头迎战民军,一切都太晚了。
凡是妻儿被杀的民军将士,现在都是怒火中烧,杀死眼前的屠城凶手成为唯一的信念。
加上李岩、宋献策等人派人四处宣扬孙传庭在唐县大屠杀的“丰功伟绩”,结果参加战斗的就不仅仅是闯王大军,冲在第一线的三十多万人,部都是刚刚汇集起来的流民。
这样一来,李自成发起的决死反击战,第一重是汇集起来的三十多万饥民,第二重是八万步兵,第三重是五万轻骑兵,第四重是精锐骑兵六万人,第五重是家属十二万余人。
报仇雪恨,奋勇争先;前仆后继,悍不畏死。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闯王大军。
官军攻破了民军前三重战阵,与第四重战阵的精锐骑兵相持不下。
敌我双方鏖战中,白广恩部火车营因为笨重,在围攻中首先招架不住而溃败。
火车营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骑兵也招架不住逃跑。战场形势瞬间发生巨变,由双方互相厮杀变为一方追杀另一方。
民军老弱妇孺倾巢而出,一路穷追不舍,一日一夜追杀四百余里,收复了所有失去的地盘。
这一战,官军直接战死四万余人,临阵投降七万余人,剩下的人四散而逃,损失兵器辎重数十万。
孙传庭费尽心机拼凑起来的十五万大军,眨眼之间由胜转败,军覆没。
为期两个月的一场大战,崇祯皇帝仅有的“一副家当”损失殆尽,成了待宰的羔羊。
李自成闯字大旗三十六营的战略问题也迎刃而解:趁胜扩大战果,一鼓作气夺取关中。宛若风卷残云一般,就像顺手牵羊一样简单。
十月,民军攻陷潼关,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民军长驱直入,一路克捷,很快就包围了长安城。
十一日,长安城守将王根子打开城门投降,秦王朱存枢被活捉,陕西巡抚冯师孔等人自杀身亡。
占领陕西后,李自成兵分三路追剿官军残余势力,肃清陕北并收取西北固原、宁夏、甘肃三边军事重镇。
官军将领白广恩、高汝利、左光先、陈永福等人先后投降,孙传庭耗尽崇祯皇帝最后财富组建的“火车营”,部变成了闯王李自成的战利品,精锐部队也从刚开始的二十多万人变成了五十万大军。
到崇祯十六年底,闯王李自成已经部占领西北各重镇,把明朝二百多年来的传统军事基地,变成了自己的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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