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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嘉定的电报线路才将将架完,“苏南时李秀成的大军,终于三路起兵,向上海扑来。
太平天国的局面,已经到了很被动的时候。自从安庆一失,湘军沿江向下打,一直打到了“天京”城下。虽然以“天京”城的墙高城广,外围据点也经营多年,一时还没有被攻破之虞,但长此以往,毕竟不是办法,因此要靠外地的各支太平军来回师解围。偏偏这个时候,传来噩耗,“英王”陈玉成,死在了关卓凡那位四叔——胜保的手上。
太平天国自天京事变之后,宿将凋零,元气大伤,全靠李秀成和陈玉成这两位新崛起的年青将领,才得以重振声威,其中又以陈玉成更为年轻,只有二十六岁。这两个人,是太平天国的两根支柱,现在一柱已折,天京以西的局面,再也难以经营。
陈玉成童年时,因为治病的缘故,以艾草烧炙,在双眼下各留下一块浅紫疤痕,远远望去,有如四目,因此被清军蔑称为“四眼狗”。称呼虽然轻蔑,实则畏惧已极,说陈玉成“貌甚秀美,绝无杀气”,但“凶狡杰出,善摧大敌”,胡林翼在生前对他的评价,更是一阵见血——“贼中精锐,只四眼狗一支耳,他何足虑耶1
这样的人物,胜保本不是对手。他原来已是刚愎自用的脾气,自从在辛酉政变中带兵叩梓宫,威慑肃顺之后,更是自以为立下了安邦定国的不世功勋,愈发骄矜自大起来。部下也是军纪败坏。暮气深重。在山东剿捻无功。二月里奉旨调往安徽,仍旧是以钦差的身份剿捻,也仍旧是无功。而现在居然能够捕杀陈玉成,则是因人成事,算是送上门来的功劳。
这个人,是安徽寿州的团练总领苗沛霖。他是安徽凤台人,以防捻的名义,办团练起家。规模壮大得很快,据寨数千,拥众十余万。然而坐大之后,便开始胡来了,一会称王,一会降清,一会勾结太平军,一会又翻脸无情,最是阴鸷深沉、反复无常的一个奸雄。
等到安庆破了,陈玉成退守庐州。苗沛霖判断形势,又搭上了胜保的一条线。为了有一个进身之阶。干脆设计把陈玉成诱骗到寿州,连陈玉成手下的导王陈仕荣,从王陈德漋,天义陈聚成等太平军大将,一鼓成擒,绑缚胜保的大营,可以说是祸国卖友,两端都做到了极点。
陈玉成既死,卫护“天京”的重任,便全落在李秀成的身上。然而正像关卓凡和李鸿章所预料的那样,上海始终是李秀成的心头大患,一日不除,便一日寝食难安。于是李秀成决定再攻上海,希望能够在前往天京勤王之前,速战速决,解决掉这个隐患。
这一次,太平军不敢再像上次那样轻敌,整顿军备,调集军械,做了充分的准备。兵分三路,一路从杭州出发,由原属陈玉成的部将黄文金指挥,指向南桥;一路从苏州发兵,由谭绍光指挥,指向松**浦;一路则是李秀成亲领,前锋向嘉定逼近。
关卓凡杀李容发,本是李秀成的大仇,但是轩军的犀利,在太平军内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因此李秀成决定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北路,争取击溃李鸿章的淮军,然后从北面进攻上海,而以南路和中路,作为牵制轩军的力量。
虽然战云迫近,但是这一次,上海的百姓士绅却并不像上一次那样惊惶——毕竟官军的力量也不同了。大家都在说,原来三千轩军便平复了上海,现在轩军已经有了一万多人的规模,长毛凭什么来打?何况还要加上李抚台的近两万淮军,这仗一定能打赢的。
打得赢打不赢,嘴上说了不算,要打过才知道。到了六月二十八,驻防南桥的吴建瀛团,已经在城外与黄文金的部队驳上火了,中路的松江方向,亦传出了枪炮声。到了六月二十九日凌晨,李秀成的前锋“高疯子”,猛扑北线的嘉定,第二次上海之战全面打响了。
李鸿章请关卓凡守住南线就好,关卓凡便真的是老老实实地去守。
松江、南桥、奉贤三个城池之外,轩军都设立了营垒。这些营垒,却是从淮军那里学来的,也就是湘军历经百战,苦心总结出来的“圆垒”。
圆垒的外面,是一条壕沟,壕沟之内的垒墙,不用砖石木料,只以土胚浇浆夯实,厚达一丈,不仅可以防枪,而且可以避免炮弹炸起的砖石飞溅。垒墙之上,仿照女墙的式样,将一个个射击位隔了出来,每垒另设三个炮位,安放三门八磅的野炮。每个圆垒,最多可以容纳三百士兵。
对比淮军的营垒,也有不同之处,最明显的就是,轩军营垒不设内壕,省工省力不少。而不设内壕的原因,是关卓凡认定,在轩军的火力和射程之下,不相信太平军能冲破外壕,就算能冲破外壕,也不信太平军还有余力冲击垒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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