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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讲到明朝的外贸政及因果:“货币白银化”与输入型通胀引起金融危机导致明朝因财枯竭机而亡。
按理来说,一个地区、国家或王朝应该会在大规模对外贸易中获利而富强才对,但明朝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原因就是“土木堡之变”与“宋明理学”兴起,让明朝百姓、官僚乃至藩属国都对朝廷的能力产生怀疑。
于是,在明朝国力直线下滑之后,北方边患、倭寇侵扰和朋党之争继续消耗着明朝的国力,让明朝中后期即便重新开放“海禁”,但得大利的并非中央朝廷,而是以“买办”、“通事”、为主的地方“官僚资本”,其次就是“名人”等民间资本。于是,在朝廷财政入不敷出时,地方官勾结朝中大臣官官相护,让朝政停摆。
不过,那只是发生在其它平行时空的事情,在这一时空,由于有了催木匠一家的干预,影响了“天道轮回”,故也导致了历史的车轮正沿着不同的方向行驶,尤其是有了海量金银财宝注入国库后,明朝变天了。
眼瞅着就要过年了,而原本被“天灾”夷为平地的明朝北京城业在“仙家”不计成本的投入下,硬生生用金钱堆成了原样,也就是说不到小半年时间,明朝便通过海量金钱来调配国之力,把帝都北京重建一遍!
当然了,这其中也少不了“仙家”们从中出力,比如运送建筑材料和粮草、军械等重要物资,毕竟“仙家”们都能飞天遁地甚至日行万里,偶尔做些跑腿的事不禁不觉得麻烦,反而觉得好玩,尤其是催家姐妹们。
于是,在腊月下旬某天清晨,崇祯帝便携周皇后开始去上早朝,身后还跟随着另外八位嫔妃,地点依旧在修缮后的“乾清宫”。而朝臣们经过“天启大爆炸”筛选过后也焕然一新,除了边关武将不变,其他皆变。
这时,六部尚书也大多换人了,因为之前那些老家伙们要么被“高空抛物”砸死砸伤,要么因惊吓过度而一命呜呼,或者因心力交瘁而告老还乡。这时,户部尚书换成了倪元璐,刑部尚书换成了徐石麒,兵部尚书换成了张国维,吏部尚书换成了郑三俊、周延儒和林汝翥,礼部尚书则仍是徐光启,工部尚书待定。
当然了,由于兵部尚书多为“兼职”,目前由王洽和陈新甲共同主持兵部事务,而守边诸将官位不变。这些将领主要有袁崇焕、曹文诏、孙承宗、卢象升、孙传庭、祖大寿等人。不过,这些将领若未接到皇帝的命令,是不能私自离开前线的,否则便会被厂卫特务机关以“大不敬之罪”逮捕下狱,后再被“言官”弹劾。
“皇——上——驾——到!”随着司礼监王公公一声公鸭嗓般尖叫,崇祯帝与周皇后即八位嫔妃们乘坐龙凤玉辇和轺车姗姗来迟。不过,此处的皇帝、皇后与嫔妃们并非真身降临,而是其各自的“寄魂分身”。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卿平身!”、“咯咯,众位爱卿,都快起来吧。”
“谢皇上、娘娘!”满朝文武大臣山呼海啸地跪拜过后,便纷纷站直身来,心想这皇帝老子不知怎么回事?自从册封了“国师”之后没多久,这皇帝老子就总喜欢待着女人上朝?若光是与皇后同坐也无可厚非,只是将所有后妃们一股脑儿地往朝堂上搬,显然有些不像话,毕竟朝堂乃议论朝政之所在,并非后宫呀?
“诸位爱卿,有何事可直接上奏,朕洗耳恭听!”崇祯帝朱由检环顾大殿,见文武大臣各依班秩站成排列,不禁哈哈大笑道:“如今的朝堂可比‘天灾’降临前活泛多了,毕竟少了些老面孔,也多了些新面孔呢。”
“启禀皇上,臣有本上奏!”户部尚书倪元璐手持朝芴跨步出列,躬身施礼道:“微臣自从出任‘户部尚书’以来,遍查户部所藏天下名册,目前有约有2345万户,丁口约五千万人,只算成年男子,不算鳏、寡、妇、孺。若免去百姓‘人丁税’,也就等于免去“三响”,则今岁朝廷必将少收2000万两银子,国库巨亏啊!”
由于欧洲大航海时代已开启了百余年,且欧洲殖民者从美洲带来的玉米(苞谷)、番薯/洋芋(马铃薯)、番茄(西红柿)等高产作物,再加上陈姓华商父子从菲律宾带回的甘薯(地瓜),让百姓少挨饿。
于是,后世一些学者根据历史年鉴推算,认为明代户口峰值出现在明朝晚明,但对于具体时间与人口数,不同学者有不同说法,因为随着外来高产耐寒和耐寒农作物被朝廷大力推广,让不少百姓家吃饱饭。
因此,易中天认为明末人口有六千余万;赵文林、谢淑君认为明朝于西元1626年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一亿人左右;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的明朝人口达到峰值,实际人口在13亿人至15亿人之间;
何炳棣认为明朝在西元1600年实际人口达15亿;葛剑雄认为西元1600年时,明朝约有197亿人,并推测1655年明清之际时,因改朝换代引发的各种灾祸,出现人口谷底约为12亿人;
曹树基认为西元1630年左右,明朝达到了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有19251亿人,而西元1644年的实际人口约有15247亿人;而西方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则认为西元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约有16亿;
但世界史学界认为大约在12亿,因为明官方统计表统计不了被士绅瞒报的人口,而明朝百姓为了躲避“人头税”,就主动依附于士绅便可以不纳税于国家,所以人口与官方统计有很大差异,况且还只算男人。
明朝崇祯年间国库空虚,财力捉襟见肘,但内外忧患不断,因此不得已才加征赋税,以应对时局。明末最为著名的赋税加派即“三饷”,分别为“辽饷”、“剿饷”和“练饷”,具体何意?可从名目中便窥得一二了。
“辽饷”自然是为应付辽东战事所加派的,始于明朝万历年间,每亩土地加派土地税“九厘”;“剿饷”则是为了完成剿灭农民起义而加派;“练饷”则是为了练兵而加派,除“辽饷”外,其他两“饷”均在崇祯年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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