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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惜老帅宗泽足以谋国用兵,及时乘锐而可以立功,养威持重而后能有为,李纲丞相最服其能,却壮志未酬身死。靖康之难,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泽一呼,而河北义旅数十万众云集响应。有道宗泽用兵,盗皆为兵;杜充用兵,则兵皆为盗。我们也要象宗泽老帅,能让河北义旅勇于抗金,这就拜托张荣收拢联络了。
“淮西之变,郦琼被逼投齐虽然不该,张浚丞相措置不当才是起因,秦桧对内挑拨、对外勾结更是缘由。吕祉不是奸人,但受秦桧迷惑,屡屡挑拨,身死有因。当年赵鼎为左相,张浚为右相,秦桧为枢密使,唆使吕祉挑拨赵鼎与张浚,连皇上都说‘他日张浚与卿不和,必吕祉也。’后来赵鼎与张浚言语不和,也是向皇上道说:‘臣初与浚如兄弟,因吕祉离间,遂尔睽异’。后来吕祉到淮西抚军,优厚王德,密告郦将军,弄到不可收拾,以致自己身死。
“与吕祉挑拨不同,当岳飞离军为母守丧,张宪主军,张浚恼怒,亦安排兵部侍郎、都督参议军事张宗元抚军。张宗元到后感于岳飞手下忠勇,汇报‘将帅辑和,军旅精锐,上则秉承朝廷命令,人怀忠孝;下则训习武技,众智而勇’,朝廷大为释怀。与吕祉同是抚军,一场潜祸却消于无形。
“若计胜败得失,淮西之变虽有四万人马反戈,但人人均作权宜之计,金国更怕伪齐因之尾大不掉,立时遣散。后来赵鼎为相,用间谍一一联络,这班人马结队归回,也损失不了多少。我还再因此得以安插郦将军卧底,后来再有机会救了亳州满城百姓。宇文虚中、郦将军等搅动金朝廷和战之争更胜我朝,完颜昌因而反金投宋,宗翰、宗磐、宗隽、希尹等均在此一波内争中身死,金兀术自此独木难支。淮西之变前后间谍之战,我们大可言胜。
“我大宋自太祖立国即处四战之地,向来强敌环伺,纷争不断,互相间少不了谍战计谋。太祖在对后蜀、南汉、北汉、南唐的作战前,均派间谍收集情报。种世衡以法崧为间,绝妙地除掉了西夏两员猛将,激起了西夏内乱,轻易便保证了边关安定。
“我上至朝廷,下至百姓,朝野内外,前线后方,均重用间防间。朝廷亲将《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后,不光军人崇间,即使是文人谈间论谍者日见增多,直登大雅之堂,将‘士大夫耻于言兵’之风一扫而空。欧阳修、苏洵、苏辙、司马光、沈括、梅尧臣等人也纷纷撰文专论和注释《孙子兵法》,主张‘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厚赏以精间谍’。曾公亮《武经总经》、许洞《虎钤经》、陈规《守城录》、何去非《何博士备论》及梅尧臣等数人《孙子兵法》注本,与唐代《李靖兵法》及我祖师阮逸所著《李卫公问对》相映成辉,均对用间与反间有精辟独到的见地。
“自太祖便由朝廷亲管,实施对内对外谍探刺事。为所适得人,专门成‘皇城司’,以用间防间。下面枢密院主军,也直设‘机速房’,于地方设置情报机构,隶属于‘安抚司’,战时再有‘机宜司’,负责谍探刺事。
“朝廷常自皇城司派间谍以使外人员身份随之出访,时监时控,更自使外人员处获取情报。寇准、范仲淹、富弼、章惇、沈括等出使,不负使命,极重情报,归来更是著书立说,于朝政多有助益。所谓‘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万之兵,可谓伟矣’,正是明证。而洪皓使金新近归来,对金国兵马行政财富积蓄风土人情等百事俱详加记述,名曰《松漠纪闻》,只因秦桧有私史之禁,书尚未刻秘而未宣,我在北与洪皓甚熟,因而得以先睹为快。
“谍探刺事对外向来更以枢密院为主。寇准两度入相,一任枢密使,出为使相,深通敌国上情,及至边关征找,常派探子到前线侦察,做到知己知彼。范仲淹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主张详解敌情、积极防御,带出狄青、种世衡等名将,种世衡一个反间计便让西夏自折名将,更是成功之举。再有富弼既为丞相,又为枢密使,章惇亦曾为枢密使,均为用间防间之高手。
“辽、西夏、金等既与我常相对峙,亦少不了对我用间,正所谓互有来往,半斤八两。而金国竟能让秦桧以一国丞相卧底大宋,陷害我忠臣良将,几乎倾覆社稷,真是到了极致了。
“我因缘际会,受父皇厚爱,曾提举皇城司,故于之多有所知。”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凡善用兵者必善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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