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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平阳府虽然干旱少雨,但是各府县的百姓却在热火朝天的忙碌之中。尤其是分到了农田的贫苦百姓,虽然生活上仍然吃不饱饭,常常靠野菜充饥,但是却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各县的水利、农田设施建设当中。
因为刘宣免除了徭役,所以兴修水利这种庞大的工程花销更是惊人,仅仅平阳府四十九县报上来的水利专项费用,就达到了七十三万两白银。
这样大的花费刘宣当然拿不出钱来,所以他他压下了在五府四十九县全面动工的打算,只批准了隰州、霍州二府十六县的工程。其中隰州水利经费白银三万两,霍州的经费达到了四万两千两白银。
霍州虽然只有六县,但是一来霍州是刘宣这支大军的老营,在这里刘宣这支军队几乎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二来霍州境内包涵十万人口的洪洞县城,所以在经费之上,霍州府或多或少沾一些便宜。
到了明朝末年,虽然因为小冰河时期的影响,全球的气候持续变冷,导致农作物出现了一定的减产。但是真正导致北方大片土地荒芜、遍地流民的局面,却并不是因为干旱、寒冷的原因。
明末北方之所以流民遍地,第一是因为吏治败坏。朝廷的各级官员,如县令、知府、道台、巡抚、太监、御史贪污腐败、残酷骄横,彻底放弃了朝廷救灾的职能。他们在北方各地趁着灾荒的因素,大规模兼并土地,通过放高利贷、哄抬粮价等手段。将大片的良田抢夺在自己手中。即便朝廷拨付一些赈灾的白银,也会被各级官员漂没干净。
此外。因为官绅阶层将赋税转嫁到百姓头上,所以官绅越是兼并土地。朝廷能收到赋税的农田就越少,底层百姓的负担就越重。而朝廷自然不肯能让税收减少,反而三番五次的加征三饷,这样一来,百姓的赋税就越来越重。正因为官府严酷的征税比粮,百姓终于活不下去,只能弃耕抛荒成为四处流窜的饥民。
第二个根本原因就是水利设施的年久失修。从万历年间起,朝廷一面从国库提取大笔金钱供自己穷奢极侈的耗费,一面又要筹措庞大数额的军饷用来打仗。让国家的财政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危机。
政府根本无力顾及水利的维修,常年有限的一点河工经费又被官员们贪污私肥。以黄河来说,明代原来定有“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的疏濬制度。、
万历以后,“凡大挑、小挑之费,俱入上下私橐”,致使河床淤积的泥沙越来越厚,河堤连年冲决。
管河的官吏甚至幸灾乐祸,“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尅金钱,则自总河以至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这正是崇祯年间河患日棘的根本原因。
其他水系的情况也差不多。崇祯初年,给事中黄承吴当朝面奏:“东南时患水灾。皆水利不修之故”。
崇祯皇帝问:“水利何为不修?”
大学士周道登、钱龙锡回答说:“水利是东南第一大事,但兴修水利却须要钱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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