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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德却发现小皇帝的心情并没有好转,依然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过去行舟小皇帝无事时喜欢在船上四处走走,或是去钓鱼。可接连几天其都没有离开寝舱,停船江州时也只是召孙恺上船独自觐见,而没有上岸。这让他不免有些担心,让太医看过却只是说陛下近来操劳过度,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他也只能小心的伺候着,告诉小黄门们多长眼睛,盯住陛下千万不要出现意外。
“官家,文相求见!”
“嗯,让他到书房吧!”赵昺这天刚刚用过早膳,便有小黄门进来禀告,他想想道。
稍时赵昺更衣完毕出舱来到小书房,其实他这几天脑子却没有闲着,想着回京后将要讨论国是。‘国是’在宋代政治中是个常用的术语,大体相当于现今所说的某一时期的大计方针。与现代一样国是一旦确立,短期里一般不会轻易改动,直到下轮国是再确定,与祖宗家法还是有所区别。
祖宗家法,实际上是贯穿国家的基本路线;而国是,则是某个特定时期的方针。既然在不同的皇帝、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国是,也就是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与政治生态。基本国策的执行也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就是因皇帝而异的。当下江南已经收复,在琼州时制定的方针政策自然不再适用,需要作出调整和改变。
不过赵昺却在近日送来的奏表中发现有些人欲借商讨国是生事,而非是将心思用在国家上,虽然他们不一定会得逞,可不能不引起他的警惕。也正是因为如此更让他觉得人性的善变和险恶,政治的丑陋和残酷,使他刚刚放宽的心情又变得沉重,思考自己将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风雨。
“陛下,臣近日听闻朝廷中有人反对吾归朝,若如此臣愿为陛下镇守西疆,回返琼州也无不可!”两人寒暄了几句后,文天祥突然言道。
“呵呵,文相消息还是很灵通的。”赵昺看到文天祥愠怒的样子,自己却觉得心情好了很多,笑笑道,“朕也收到奏表称文相雄才大略,文武双全,而西疆形势险恶,需国家重臣镇守,举荐汝留驻荆湖。”
“哦,他们竟然已经上书陛下了,真是有些急不可耐了。那陛下以为如何呢?”文天祥听了苦笑道。
“文相已经在船上了,还有必要问朕吗?”赵昺看着文天祥的眼睛轻笑着道。
“臣糊涂!”文天祥愣了下摇摇头道,“那陛下以为他们阻止臣归京是为何呢?”
“很简单,文相挡了一些人的路,他们当然不想让汝回归朝廷了。”这时有小黄门送上茶水,赵昺喝了一口道。
“挡路?!”文天祥听了有些惊讶,想想言道,“当年臣自请前往剑南开府,后来数次请求归朝,却一再被拒绝,该不会是他们欲故技重施吧!”
“是,朝中有人要做权臣独揽朝纲,不过这次却要险恶的多。”赵昺点点头,直言不讳地道。
“呵呵,做权臣,岂是那么容易!”文天祥听了冷笑着道,“陛下英明神武,且早已主持政务,那些宵小却生出这种心思,与飞蛾扑火何异!”
“非也,朕现在正为此事忧心,要知自孝宗皇帝后,先后有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陈宜中等人专权,把持朝政,甚至操纵皇帝废立,切不可轻视。文相可有良策应对?”赵昺叹了口气道。
“陛下勿要多虑,只要秉公理政,勿要偏听偏信,他们就难以得逞……”文天祥摆手道,跟小皇帝娓娓道来。
文天祥倒是读书多,状元真不是白来的,而他说话也不像自己的几位师傅那样含蓄,让他少费了不少心神去琢磨、领会。其从本朝几桩波及甚广的‘冤案’谈起,而他也发现宋朝的冤案其实特别多,仁宗时有范仲淹的越职言事案;神宗时有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哲宗与徽宗时有司马光等百二十多人的元祐党人案;高宗时有岳飞的莫须有罪案;宁宗时有赵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案;理宗时还有拖延五十年未得平反的济王赵竑案。
这些冤案,牵连甚广,在中国历史上都赫赫有名,而这些冤案的形成,其中都少不了皇帝的身影,也颠覆了赵昺一些从前的看法。他前世就听闻宋朝如何如何善待士人或士大夫集团,而皇帝一旦露出滥权、专断的苗头,立即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与抵制”。
但范仲淹的越职言事,上了百官图,本身只是弹劾的宰相吕夷简,却因此获罪被贬出京城。余靖、尹洙、欧阳修为之鸣不平,也照样因为“越职言事”而落职。不仅如此,这些知识精英也都一起被当朝君主与宰辅当作朋党,这才有欧阳修的《朋党论》。
构成岳飞的“莫须有”冤案的,固然有权臣弄权的因素,却也不能排斥高宗赵构对自己皇位稳固与否的考量,假如岳少保真的收复汴京,迎回徽钦二帝,赵构何以自处?而直至现代仍有人称宋朝有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立法民主’机制,就是说在具体一起诉讼案的审判过程中,宋朝已经建立了独立审判的制度,外力(包括皇帝的意志)可以监督,可以弹劾,但不能干预审判。
但是岳飞的冤案正是在这种独一无二的立法民主机制下酿成的,若说对岳飞的审判没有受任何外力的干预,可那个与秦桧、王氏、张俊一起跪在杭州西湖岳坟前的万俟卨,就是被赵构与宰辅秦桧用来顶替因良心发现,不想制造千古奇冤的大理寺卿周三畏与御史中丞何铸的。以此恐怕也难以说明御史接受皇帝的委派审理案件,就可以不受宰相与君主的干预。而万俟卨若不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为高宗立了功,日后又凭什么继任秦桧的相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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