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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已经进入七月,宋军已经围城三个月,在大都城外建成以壕沟和寨垒为主体,纵深十余里的环城防御体系,将城池变成了一座陆上孤岛。而其间蒙元虽然也曾通过派兵缒城袭扰,遣军出战等手段试图打破封锁,但皆被宋军击退,再难与外界取得联系。
为了应对酷暑,赵昺采用轮戍法,让各部半数驻守,半数到城郊近水的清凉之地休整,每半月轮换一次。同时令各营地要建立起有效的排水措施,以防止暴雨冲毁营地;又命医药院派发消暑和防蚊药物,预防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与此同时,后方征募的新兵也开始陆续抵达,保证参战诸部齐装满员。当然这些新兵也是在后方经过数月的训练才下派到部队,而非刚刚换上军装的普通百姓,他们只需短时间的适应就能够投入战斗。
而赵昺也知道如此会增加军费支出的,因为军事训练是需要大量成本的,除了训练带来的粮食和武器损耗外,时间的消耗对于平民来说也有很大的影响。但士兵的职业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在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转换的非常时期,也是时代进步的选择。
要知道在远古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农耕技术较为落后,也没有所谓的“精耕细作”说法,而到了宋代,耕作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对农时的要求也更加严苛。这也是王安石的保甲法在北宋难以广泛推广的原因之一。
征兵制最大的问题也就在于此,由于无法维持足够的训练时间,即使进行大规模的征兵,所能征集到的,只能算是拿着武器的农民,面对更加职业化的部队,往往会面临严重的伤亡,甚至带来灭顶之灾。
靖康之变前夕,面对金人南下的威胁,徽宗下诏令各地“勤王”,希望依靠勤王军来弥补京师兵力的严重不足。然而,勤王诏令的结果出人意料。“倍道并行,星夜赶来”的勤王军,却因为补给、士气、决策的种种混乱而陷入崩溃,庞大的“军队”数量并未能转化为优势。
勤王军在面对更加悍勇的女真铁骑时,这些没有经过太多军事训练就被投入战场的北宋士兵,很难组织起有力的反抗。不过,职业化士兵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以当兵为生的士兵不仅需要国家承担其高昂的粮饷,就连武器装备也需要由国家统一供应。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那种动辄几十万的军队规模,自然再不可复制。北宋时军队大多集中于西北,然而即使是镇守这一隅之地,就已经耗费了北宋财政的“十之七八”,养兵之费,可见一斑。
正因如此,在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少而精的职业军队其实才是更加合适合理的决策。所以即便在复国之战的非常时期,赵昺依然没有盲目扩大军队的规模,夺取江南后最先组建的十大禁军和水军依然保持在四十万左右,组建的地方州军也维持在二十万上下。
之后随着控制了两淮地区,为了保证北伐需要和后方稳定,禁军才再次扩编,组建了六个减编军部署在东南要地。而此次北伐后,也只是增加了十个旅的州军编制,也维护交通和镇抚新收之地。当然州军虽说是二线部队,但依旧是准职业化部队,战斗力也不可小觑。
如此宋军总兵力维持在八十万上下,依然也只是大宋冗兵最为严重时期的规模。可依然让赵昺倍感压力,可以说除了人吃马嚼下,路途的遥远使得后勤难度呈几何倍数增加,再加上火器已经广泛列装军队,后勤补给的难度绝不是战国时期可以比拟的。
为了保证这支军队的粮草供给,朝廷几乎用尽了所有手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动员当地百姓、商贾在沿路提供牛羊,让大军一路买买买。此外还允许商人在军后贩售牲畜粮食,补充所需。而在重农抑商的古代,朝廷愿意在战场上优待商人,也无非是希望通过当地人减少运输之费。
为了抢占西北战场上的先机,赵昺不得不又遣兵西征,这无疑又增加了后勤上的负担。而他敢于如此做,主要还是因为当下已经进入雨季,江河水位上涨,使得他可以利用水路在大范围内调动全国的资源,保证北伐军和西征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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