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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事先倒是跟我商量过,我没放心上,总是说,再看看再看看。谁知道,她就自作主张地下手了,这样大的事,不跟我细细商量,她来作主,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我有点生气。只不过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没跟也闹翻,毕竟房子已经买了,又退不回去。”
这种大决定,是什么原因让他夫人有胆量的呢?
“后来才知道,卖房子的人是家里有急事,急需要用钱,所以价格比较低。当时也有些人想买,只是一次性出不了那么多现钱,这个便宜就落在我夫人手里了。”
那是,重庆本地人要卖自家祖产,没有急事肯定不会出手。但像他们家这样,几十年兵工厂的高工,工资高积蓄多,能够拿出现钱的,也不太多。两方一合,买卖就成了。其实,爱占便宜的人,一生也没见得占到多大便宜。有运气的人,倒会捡个大便宜。
“为这事,我跟她也争吵了几句。她一句话,把我气着了。她说:她不买个房子,万一我不要她娘俩,她和孩子,是不是还得回乡下农村,连重庆的大街都睡不了?这话太有点绝情,说得我羞愧和气愤,但还不好发作。毕竟,这些年,虽然跟她是正常夫妻,但我对她确实没多少关心和照顾,她的危机感,是我造成的。”
他夫人有这个愿望,估计已经积累好多年了。成不了一个重庆人,有随时被抛弃的危险,这种生存压力,在底线思维下,总得要寻找安全感。女人对家的感受,最重要的有两点:孩子、房子。
“她办了这个书店后,生意也渐渐好起来了。她不管是进货还是搬货,都是她一个人的事,我从来没帮过忙。理由是我工作忙,没时间。有时候,我看她一个女人,搬这么重的东西,也想搭把手,但她不肯。说我是拿笔杆子的人,不要那么没出息。她是拿锄头的,这点活没问题。她力气越来越大,生意越做越活,当然,腰也越来越粗,相貌也越来越老了。”
这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夫人有了事业后,对讨好丈夫的那一套,做得少了。
“我们家就以这店子为中心了。毕竟孩子学校离这里近。原来孩子是上厂子弟校的,但那里教学质量不太好。这附近有重庆的重点学校,夫人会拉关系,居然把孩子转学到这里了。”
我好奇,一个农村女,在重庆这样大的城市,怎么学会拉关系的。
“她跟学校的关系,最早是因为订教辅材料而拉上的。她给的回扣多,平时说话也热情。别人看她也实在,所以教辅这一块,她拉了好多生意。这是这个店子,当年赚钱的主要来路。我跟你说,她开这个店子,三年内所赚的钱,比我三十年的工资还多。再加上这房子增值,我家的财富,可以说是从中产到富裕,不知道翻了多少倍。”
当然,拿工资的肯定比不上做生意的。王蒙对那个时代有个小说,名字叫《过街雨掉钢蹦》,只要你在街上,也就是市场上混,总能捡着无数的钱。这是收获制度红利,也是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的通常路径。
况且,他夫人拉的关系,其实是最铁的关系。有利益交换的关系,最为可靠。在商品经济里,所有的感情因素、权力因素,其实都可以变现,折算成钱来衡量。直接快速最能打击力。而在拉关系上,就是钱。这是李小龙所创截拳道的精髓。
“孩子小学转学,中学的选择,全是夫人一手操办。手里有钱了,人也大气了。我父母后来生病,接到重庆治病,都是她拿钱开路,住的是高干病房,请的是最好的大夫,这些,是我这个读了一辈子书,搞一辈子技术的人,想都不敢想的。”
我笑道:“先生,阿姨与你这是。上半生你给她机会,下半生,她给你奇迹。”
他也笑了起来,很轻松的样子。“不光是这,后来我孩子到美国读书,要不是夫人挣了家底,哪敢有这想法?这房子后来改造,要不是挣了钱,哪敢动工?我家的第一台车是她出钱买的。厂子分的房子,那装修格局,虽然比不上别墅,也差不多。”
我问到:“你还住在厂子里?”
“嗨。厂子当年按高工给我分的房子,虽然是青砖绿瓦比较老旧,但面积大,前后有院,你把它当别墅来理解也行。这面积,在重庆这地方,哪里找?恐怕是将军待遇了。旧了可以整修嘛,重新装好了,住起来真舒服。况且,产权是自己的了,与厂无关,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什么,不是厂里的房子嘛,怎么是自己的产权呢?”我问到。因为在我的经验,原来国有厂子分的平房,使用权是你的,但只要建筑在厂院内,从土地性质到国有资产管理,要把产权化为个人,可能性不大。
“哎,我们厂都不存在了。也就是垮台了,撤并了。愿意到新厂的到新厂。不愿意离开重庆的,就自谋职业了。你知道,九十年代,兵工厂最困难。国家没订单,工厂没饭吃,只能走撤并这一条路了。”
那个时代,我听说过,所谓军队要过紧日子、萝卜白菜保平安。军队军官的生活都不算好,连排职干部争着转业,何况购买武器装备了,只能算是维持。
原来我们支队的政治处主任,他当时在一中队当指导员,他也是因为经济原因,要求转业。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在部队提职可能小。他自己找了一个单位,是人民银行,据说人民银行的打字员,每个月收入都比他高一倍。我所说的是所有收入,福利资金是占大头的。强势地方部门,是舍得发钱的。部队军官虽然基本工资看起来高,但没什么福利资金,日子过得比较紧巴了。
他要转业,可上级不批,给他立个三等功,算是勉强把他留下来了。后来,部队扩编干部流动的原因,他居然七搞八搞,还搞到一个副团职,算是当年留下,没有成为遗憾。
平安是保不住的,在大势奔流的改革浪潮中,原地不动,根本没平安可言,当时军心不稳,比我老的军人都有体会。
还有就是下岗潮,当时许多国有企业都裁员增效,甚至有的大厂直接关闭。没效益,没补贴,国家养不活这么多人了。这些人的境遇更差了,因为原来工人老大哥,政治和经济上处于社会的上层,突然打入底层,一点过渡的层级和时间都没有,那些四五十岁的人,除了工厂岗位,别无特长,在外面求职,年龄和身体不占优势,很是困难的。
改革是一场革命,涉及亿万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大幅调整,阵痛和不稳定,是当时的现象。当时的治安也比较差,公安管不过来,我们武警也要参与深夜的社会面巡逻,还要参与公交反抓窃,还要参与打击车匪路霸,可见当时,社会是不大平安的。
好在,改革的成功来源于增量。当社会总财富快速增加之时,大部分人都获得了利益,所以,才没引起社会剧烈动荡。人人都有好处,多或者少而已。经济上的变迁,整个改变了社会形态。如果说过去国有单位是铁饭碗,兵工厂就是钢饭碗,突然变成泥饭碗,职工确实受不了。但随着社会经济活跃,许多人的泥饭碗开始有肉了,有油水了,也就不在意饭碗本身了。平滑地度过阵痛期,是中国最成功的地方。
“我们厂为了减员增效,将我们重庆车间与绵阳车间合并,我是技术专家,当然不可能下岗,但如果要工作,就得到绵阳。当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生活基础在重庆,舍不得离开,就办了提前退休。当然,厂里原来的房子,都归个人所有,政府为支持撤并,也顺利地办了手续。所以,我的青春留给厂,厂里留给我那栋房子,这就是价值。”
我听了后,觉得是一种悲哀。这种埋头干事的技术骨干和专家,在五十多岁临近退休时,还要为自己未来的生活作重大选择,并且前景谁也无法预料。他们可以预料产品的发展和质量,可以预料科学的进步和工艺的改善,但预料不了自己的生活。如同漂浮在大海的孤舟,突然失去了方向感。
“留在重庆,是我夫人坚持的,当时儿子也站在她一边。我只是闲下来没事干心里慌,其实我倒不担心钱的问题。毕竟,夫人挣下的,比我在厂里多多了。”
虽然有钱,但一个长于思考和勤于工作的人,突然没事干,空虚带来的失望,肯定非常痛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当时肯定遇到过。
“最开始没事做,是闲得慌,主要是业余时间,辅导儿子做功课,也算是孩子争气,也与他妈妈的教育有关,成绩还不错。”
我与妍子在云南开展的计划就与教育有关,我想知道,他夫人,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是如何教育孩子的。这种方法,说不定也适合于山区那些没文化的家庭学习呢。
我问到:“她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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