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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张良低语。
嵇恒平静道:“叔向跟子产的争锋,其实拉开了天下当行德治、还是法治的争论序幕。”
“而叔向当时的反驳观点可谓是雄辩。”
“当时叔向跟子产都为天下有名的贤大大夫,私交不错,因而在子产铸刑书后,叔向立即派人给子产送了一封信,以表达自己的强烈抗议。”
“这封信最终被记下了。”
“信中叔向说:我本来对你寄予厚望,但你却让我非常失望。古时的圣王,都不公布法律,而是一事一议,由贵族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法律适用,就是因为害怕民众有争辩之心。”
“即便如此,圣王依旧担心驾驭不了民众,又以义、礼、信、仁等来约束他们,设置高官厚禄劝诱他们服从,用严酷的刑罚来震慑他们。”
“就此依旧是不够的。”
“还必须要有圣明贤哲的君主、明察秋毫的官吏、忠厚诚信的长者、慈祥智慧的夫子,这样民众才能听从驱使而不生祸乱。”
“民众知道了法律的内容,就不再害怕我们这些贵族和管理者了,开始心存侥幸不服从管理,并会引证法律和我们争辩,这种情况是万万要不得的。”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三部法律,都是乱世的产物啊。”
“现在你作为郑国的宰相,改革土地赋税,制定了三部法律并把它们铸在大鼎之上公布,想以此使民众顺服,不是在痴人说梦吗?”
“《诗经》中说,文王以德使四方万邦臣服,哪里提到了什么法律啊?”
“民众一旦知道了争辩的依据,就会抛弃礼仪而引证法律,即使是一些蝇头小利、细枝末节,也会争执不休。于是乎,混乱开始滋生,贿赂开始盛行,在伱的治理之下,郑国必将败亡。”
嵇恒将叔向信的内容大概说了一下。
张良若有所思。
从这封叔向写给子产的书信中,他大概听出了三层意思。
一是法律不是好东西,都是乱世的产物,好的社会应该高举道义的大旗来治理。
二是公布法律损害了贵族的统治特权,贵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根据所谓的道德来判案,不能再一事一议,而是要遵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
三是增加了官吏难度,民众会因此抛弃礼仪,而引证法律,引用法律据理力争,甚至会钻法律的空子。
因而叔向认为子产铸刑书是取闹之道。
随即。
张良也反应过来。
嵇恒之所以讲出‘子产铸刑书’,实则是在借此隐喻当下。
叔向洋洋洒洒一番雄辩,实则都是在为贵族争辩,而历史的事实,并没有如叔向所愿,随着子产铸刑书的开始,越来越多诸侯,也开始将自家的法典公开,甚至就连叔向所在的晋国,在子产铸刑书二三十年后,也铸了刑鼎,可谓将叔向的脸狠狠的拍打了。
子产铸刑书是大势所趋,而在嵇恒眼中,秦之改革也是大势所趋。
嵇恒面无表情道:“在子产执政后一年,即刚开始在郑国变法时,天下受到的阻力很大,社会上流传着一首歌,似乎是‘硬逼我把好衣服收藏在家,硬把我的田地左编右查,谁要去杀子产啊,我一定参加!’”
“而当子产执政三年后,这首歌就变了。”
“变成了‘我家有子弟,子产来教育开导;我家有田地,子产使产量提高。要是子产去世了,谁能像他一样好?’”
“子产执政共21年,郑国大治,国势由弱变强。”
“国人称颂,诸侯宾服。”
“而今的秦,就跟初变法的郑国一样,在天下饱受争议跟诟病,也不为万民认可,但谁又敢料定,数年之后,天下不会为秦称道?不会为此振奋欣喜?”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逆之者亡!”
“在尔等眼中,秦是逆势,然在我眼中,秦才是顺势。”
“尔等就跟叔向一般,是在逆势而为,最终在天下大势面前,张良,你最终还是重回正道的,也最终会选择顺势而为,只不过要等到你彻底清醒之后。”
同时,嵇恒在心中暗道:“这同样是你在历史中做出的选择。”
只不过现在的张良明显还不会就此转向。
嵇恒继续道:“就实而言,叔向之所以这么抵制,其实也是为维护自身阶层。”
“郑国乃四战之地,这同时也意味着,郑国是商贸往来很频繁的地方,这也造就了郑国的商业很发达,在这样一个国度中,自然造就了一个新的阶层兴起,这个阶层可以称之为豪强,也可称之为地主,其他势力的崛起,自然会削弱原本宗法贵族的气势。”
“不过贵族掌有刑法的随意裁量权,因而可以肆意打压压榨商贾跟新兴的土地所有者。”
“但如此一来,商业农业都会受到影响,国家税租也会大幅减少。”
“因而继续施行秘密法,实则是损国而利贵族。”
“对国家很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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