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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日者列传》里以善卜者司马季主之口说的更详细:“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史记》里说的“伏羲作八卦”,是抄袭《系辞传》里的错误说法而已。《史记》里说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同样是在《系辞传》说法基础上的演义化。《系辞传》里只是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易》之兴,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而并没有说是谁作了《易》(即《周易》)。可到司马迁却把《周易》一书的创作权给予了周文王。并且通过《史记·日者列传》里以善卜者司马季主之口说“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这种说法,足以说明司马迁所认为的《周易》,是今本《周易》而已。因为“爻称”是今本《周易》的结构形式所形成的称法。我们已知竹书《周易》,或帛书《周易》都是“九·六”“爻题”的《周易》文本。司马迁所见的正是这种的文本《周易》,才认为“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的说法。殊不知在此文本之前是春秋《周易》文本,显然司马迁不做考证而在前人的说法上“演义”一通。
《史记》里不但把《周易》(《史记》作者所认为的《周易》,是指那部卦爻式的《周易》)一书说是周文王创作的,而且也对《易传》(“十翼”)给于明确的说法。《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这司马迁不但把“八卦”归到《易》(指《周易》)里,而且把《周易》里的六十四卦爻辞归属于周文王的创作,又把《易传》(司马迁时还没有出现的《杂卦》、《序卦》)著作权授予了孔子。由此有三位圣人创作的一部“易经”,被司马迁神话般的造出了。由此三位一体(即“八卦”、“卦爻辞”、“易传”)的一部“易”,成为帝国里的“经”之首。故到班固作《汉书》,就对《易》(指《易经》,即今本《周易》加“十翼”)产生的说法更具体化了。《汉书·艺文志》云:“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可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时历三古。”
班固所说的《易》,已不同前头出现的《易》称了。班固所说的《易》的内容,即所谓的“卦符号”、“卦爻辞”、“十翼”这三位一体的《易经》内容了。实际就是今本《周易》加“十翼”(《易传》)。班固同样是把“八卦”符号系统的创作者给于上古的圣人(虽然班固并没有明说伏羲作八卦,但所表述的“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时历三古”。又说明了认同前人说的“伏羲始作八卦”的说法),把认为那部卦爻辞《周易》里的“卦爻辞”是周文王创作的,把《易传》里的十篇内容(“十翼”)归属于孔子的创作。所以到东汉的班固说《易》(今本《周易》加“十翼”)时,“上下篇”、“十篇”、“三圣”、“三古”的说法都出现了。这些两汉时期里对《周易》的说法,真如顾颉刚在他的《古史辨》里说“三皇五帝古史系统是由神话传说层累地造成的”这种说法相仿。可说两汉时期,对《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具有演义性。到班固是说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这“上下篇”的说法出现了。说孔氏为之《彖》、《象》等之属十篇,这“十篇”的说法也出现了。到班固吧《易经》(今本《周易》加“十翼”)打造成“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经典说法来。“三圣”就是伏羲、文王、孔子;“三古”就是上古、中古、今古。把一部《易》说成是经历三位圣人,三古之世才创作完成,这《易》道能不深么?不过班固把这《易》道,归为天人沟通之占,未免有点亵渎“圣人”之举了。
汉朝时所称的《易》已不单单是指《周易》了,即不再是《左传》里记载的那部《周易》了。而是包括伏羲作“八卦”,文王作“爻辞”,孔子为之“十篇”的《易》了。这实际就是自西汉武帝时尊奉的《易经》内容,也就是《汉书》里所说的《易经》十二篇的《易》了。
汉朝终于把“卦画”,“爻辞”(实乃今本《周易》)“十翼”扭合为一体,而尊奉为《易》经。并赋予《易》神圣的地位,《易经》被汉帝国神圣化、政治化。《易》在汉帝国被尊奉为五经之首,《易经》成为帝国意识领域上的统领地位。
自此“人更三圣,时历三古”成为《易》之经典与权威说法,而后来的王朝里大抵遵循汉时的说法。由此《周易》一书的称谓也就开始混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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