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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纪时,正是南北朝混乱时代,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借由北方防线崩溃,逐鹿中原、称王称霸,这些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就称之为北朝。
粟特人也在胡人入华的风气,沿着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城邦,脚步遍及北朝的河西走廊、关中、中原,主要往返于河西四镇、长安、洛阳、太原。
若非是南北朝对峙,阻碍了粟特人南下经商,他们的脚步也将遍及江南烟雨之地,到了南朝后期,西域胡贾开始经关中平原越秦岭、沿汉水,来到蜀地和襄阳一带,就此打通了通往南朝的贸易通道。
到隋唐时,粟特人已经从西域康居国迁徙到关中和北方,在此过程中逐渐汉化,灭去各自的民族本姓,以曹、安、史、康、石、罗、白、米、何等九个汉姓为本姓,依附当时的门阀势力,在关中扎根下来。
官府为区分他们,往往是以“九姓胡人”或者“昭武九姓”来称呼他们,至此,粟特人和“昭武九姓”绑定在一起,他们善于经商、惯例经营,定居汉地后,很快嗅到了巨大的商机。
出于维护国际形势的需要,隋唐官府虽然鼓励胡人来华,执行的却是胡汉分离的政策,主要体现在胡人不许和汉人通婚,也不许出现在汉人聚居的地方,甚至是不能将汉人男女卖为奴隶带出国境外。
这些禁令对他们确实不利,但是,有一点确实完全利于他们——官府重农抑商,禁止汉人长途迁徙,从事国际贸易。
在这种胡汉分离的禁令下,粟特人抓住汉人不许经营海外贸易的机会,吸纳汉人门阀的闲财,做他们海外贸易的代理商人。
这一机会,使得粟特人迅速垄断了包括丝绸、珠宝、珍玩、牲畜、奴隶、举息在内的国际贸易,可以说覆盖了当时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掌握了大部分重要胡人市场,如果更进一步去说,那就是控制了丝路贸易的命脉。
在他们的垄断经营下,北方开始出现许多资财巨富、家产万贯的粟特商人,敦煌出土的《长安判集》中记载过“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
字面意思是京兆府长安县的粟特人名叫史婆驼,家族以商贩为营生,积累了万贯以上财产,除此以外,身上还有官府授予的勋官骑尉,家宅中的园林、池沼、屋舍、殿堂、衣服、珍奇古怪、家仆部曲,堪比王侯。
这些记载,几乎可以说明,粟特商人经商贸易的成功,当时别说是中原的普通商贾,就是世代官宦的衣冠子弟,在家财的积累上,也未必能比得起粟特胡人,当他们又攀附上关陇门阀、仕宦望族,那就又为他们的财富增添了不少安全感。
至少,胡人是可以通过攀附门阀和仕宦,在朝廷中得到一官半职,或者是名誉闲职。
在这种商业贸易、攀附势力的做法下,包括昭武九姓在内的胡人,在中原过得很是不错,他们也知道,他们的权力和财富,来自门阀仕宦对昭武九姓的认可,换言之,是当时真正的权贵看中昭武九姓的价值。
在这种认知下,粟特人极为注重家族门第的传递,他们出外经商,往往要冠以某某儿子为前缀,父名至关重要,这代表着家族的经商名誉和资财规模,但祖父以上就没那么重要了。
在这种“父子计利”小家庭的模式下,粟特人讲求独立自主,只要孩童出生,父母就会教育他们经商思维,直到成年就会脱离家庭去谋生经商。
传闻粟特人的成年仪式,就是在二十岁时,带着父母给的一笔钱去往异国他乡,直到用钱赚得第一桶金,才算是能体面回到家族中,娶妻生子独立为新的小家庭。
经此一事,算是证明了自己有经商贸易之才,以后但凡城邦或者家族撮合贸易商队,都会优先和他们合作,互相搭台子做生意,若是这些粟特年轻人一分钱没赚,还把原本的本钱都给挥霍了,那就算是完全不成才了,以后只能跟在商队中打杂雇人,或者是留守在家族供养父母,终生都没什么出息。
从中亚、到西域再到河西四镇、关中、中原,粟特人用自己的脚步不断丈量着他们与财富的距离,也在经商贸易中,将粟特文传播到丝路沿线,成为丝路沿线最流行的沟通语言。
宋思媛以前也看过敦煌出土的某些文书报道,这些东西也就被她给记下来,猛听闻这些文字是粟特文,当即好奇起来:“古尼孜怎么可能会用粟特文,这种文字已经消失了,没有任何民族在使用,哪怕是流传到现在,也融入了其他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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